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政府话语依然态度严肃，官方媒体报道一板一眼，恪守陈规，仿佛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民间舆论场上情绪活跃，一些中国国内市场化媒体努力从本次大会的官方表述中探寻各种变革的蛛丝马迹，试图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寻找新的、来自执政党最上层的合法化来源。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减速，已给中国发展前景蒙上阴影，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意义上。从“十八大”前夕开始，尽管受到严密管控的官媒仍在尽力描绘一幅和谐画面，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早已在从上到下的中国社会弥漫，尤其是在精英阶层里。不管是在政府里还是民间，凡是明智且广闻多见的人士，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辉煌的经济增长纪录，反而把这些问题反衬地更加醒目而刺眼：普通民众在政治、社会治理和经济决策中普遍缺乏发言权和代表性，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和效率浪费，征地、拆迁、生产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人口红利”逐渐失去，威胁中国经济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环境与生态隐患有可能演化为危机……
种种问题都说明中国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除非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法治的方式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走向政治、社会群体与思想的多元化，为公民社会的自发成长创造条件，并逐步实现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否则那些困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和环境问题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继续激化。这样的演进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也许它不需要以激进的方式来完成，但政府应当以开放而非压制的态度为循序渐进的改良创造空间，否则社会矛盾的积累很可能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
从世界大趋势来看，历史上的11月上旬发生过两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二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而且这两件事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以列宁与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式共产主义便覆盖从德国东部直抵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成为世界史上扩张速度最快的意识形态之一，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从后者而言，苏联式共产主义极其突兀和迅速的衰落，也给中国带来强烈冲击。
“冷战”之后，自由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潮流，但已经很难有人提出不同的、且能像当年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能吸引广大拥护者的其他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世界形势的迅速变化严重打击了那些仍在执政的传统共产党的信心，迫使他们转而采取守势，从当年的“革命者”、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演变成为仅仅对本国现状的竭力维护者。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喘息之机，但这场危机完全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让大量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何况美国等国逐渐走出危机的势头已渐趋明朗。这让其他“模式”的坚持者在国际视角下演变为某种“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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