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克强以常委排名第二的地位入列，宣告了“习李”时代的到来。
此时，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成了权力寻租的乐园。根据王小鲁的测算，2008年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房叔、表叔的此起彼伏，以案例的方式生动验证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趋于失控的腐败、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衰减、政府公信力危机，构成了危险的组合。而乌坎、启东、宁波、大连、什坊等地的群体性事件，则凸显了社会稳定的隐忧。吴敬琏先生告诫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邓小平早在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正确的认知，是正确的行动的前提。从习近平、李克强在18大后几次重要亮相传递的信号来看，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改革思路的把握相当到位，令人期待。
1、摒弃GDP至上的思维模式，是实现转型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在总书记就职演讲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须知，影响人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众多，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社会公平、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等等。习近平更进一步把“美好生活”具体化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样的执政理念，比起唯GDP论，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2、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入世”红利、90年代改革红利。如今，这些因素都出现了显著衰减。如何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21日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必须从粗放式制造向创新转型。但是，企业的创新离不开宽松的制度环境，包括便利的融资条件、较少的行政审批限制。而过去几年，政府部门权力出现了无序膨胀，极大地扼杀了民企企业创新的空间。企业家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结交政府官员，甚至不少企业把政府关系视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批评说，“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温家宝、李克强都曾经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这样的问题，其实，强势政府是企业家精神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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