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0日8时2分，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个黑色星期六。截止21日零时，雅安地震已经导致160人遇难，近7000人受伤。据民政部消息，陕西留坝县另有1人遇难。雅安地震牵动上下人心，中国总理也在当天下午赶到现场。这一次地震也在考验中国社会的韧性与包容，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进步了多少？
灾难来临，如何应对，受难民众应该依靠谁？不少有救援经验的人士纷纷支招，其中不乏有人表示“私家车不要出行”、“志愿者不要添乱”、“相信政府是铁律”等等。我无意质疑这些言论的真诚以及正确，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更多时候灾区救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组织的得当，官方与民间的配合至关重要。曾经深入汶川地震的前记者左志坚的观察是，“民间资源总归是越多越好，最有效的救援恰恰是灾民自救。”（具体可参见《关于地震和救灾的常见误区》）
首先，同情心是人之常情，除了官方救援人士、媒体之外，不少人希望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但是这一次的进步在于，无论官方媒体还是个人媒体，都是强调非专业人士进入地震灾区的非必要性，理性的声音成为主流。尽管如此，地震发生数小时之内，即看到很多专业的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无论是直接赶赴现场，还是提供间接支援。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捐款是第一反应，而这一次的选择也有巨大的差异。官方公益的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截至周六19时，共收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个人善款835笔，共142843.12元；对比之下，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则收到2240万，其中不乏马化腾、柳传志、史玉柱、潘石屹等明星企业家慷慨解囊。其中差别，少不了郭美美事件的影响与李连杰的个人魅力，但透明无疑是壹基金能够赢得不少人支持的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以壹基金等组织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力量不可小觑，也值得更多的信任。这和笔者的经验与观察也很符合，近年来，我曾经和不止一位以中国NGO（非政府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海外社会学博士讨论，他们对于中国NGO的田野调查往往印证一个印象：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NGO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在正值经济、社会多重转型的当下中国，社会冷漠、缺乏爱心、道德沦丧的案例并不罕见，甚至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中国也成为“负能量”的爆发地。这是中国特例么？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有此阶段，往往会陷入美国哲学家尼布尔所谓“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紧张关系。尼布尔认为，人类容易陷入不可避免的分裂及冲突，甚至沦为“不道德的社会”。从个体来看，人皆有恻隐之心，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往往更具备道德，但是集体则不一定，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人道德，尤其“特权集团的道德态度是以普遍的自欺和伪善为特点的”，甚至“仅靠道德劝诫，是不能铲除社会中产生于阶级特权的诸多不公正现象的。”
尼布尔的批判，或许能够引发不少国人共鸣，如果坚信个体的力量，那么，一个好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让个体道德及善意获得尽可能实现的社会，这种依赖于个体资源以及有效组织的社会，便是公民社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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