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问起德国经济具有韧性(resilience)的秘诀时，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答道：“我们仍在制造东西。”如今在美国经常能听到人们谈论这个问题。说德国又变得吃香有些夸张，毕竟柏林方面处理欧元区危机的方式备受诟病。然而就劳动力市场而言，用一位分析师的话来说，美国患了越来越严重的“德国妒嫉症”。
西门子(Siemens)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皮格尔(Eric Spiegel)表示：“经常有人询问我们是如何做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前两次国情咨文中都提到了西门子。获得美国总统的“公开赞誉”可能听起来没啥大不了——尽管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未被提及的竞争对手的首席执行官们不这么认为。不过，奥巴马只是重申了美国许多企业领导人和工会主义者的普遍说法。一位中间派的民主党参议员问道：“我们可以复制德国模式吗？”
如果是全盘照搬的话，答案是否定的。德国近一半的高中生从16岁起就被分流至职业教育领域。在美国，这会被视为分裂色彩过重，甚至不符合美国价值观。逾40%的德国人成为学徒，而在美国的劳动人口中，只有0.3%的人会当学徒。但随着美国劳动参与率继续大幅下降（上月又有49.6万美国人放弃找工作），一些美国政客开始前往德国取经。
这种取经正演变为一种“朝圣”之旅。同属共和党籍的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Rick Snyder)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最近均前往德国考察该国职业学校。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甚至设立了一个名为“技能行动”(skills initiative)的项目，以回应来自美国心脏地带的各种问题。
一位德国外交官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不需要派遣技术顾问团队到场。有些人对德国模式感到好奇，我们只是努力回应他们而已。”
美国经济复苏保持疲弱的时间越长，美国人就越对德国模式感到好奇。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教育体系所供应的人才日益不匹配。这种矛盾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美国存在技能不足问题。美国失业率高企，而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目前有350万个职位空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技能缺口”是不真实的——如果工程师真的短缺，那么薪酬早就上涨了，而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为32美元，而德国是48美元。然而美国雇主坚称，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美国各州竞相出台税收优惠政策。这对博彩业效果明显。但密歇根和俄亥俄等许多州认识到，适合的投资者最想要的是熟练工人。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就高中毕业生的工作意愿而言，美国在29个国家中的排名垫底。而在上大学的人当中，46%未能在6年内完成他们4年的学业。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的一位美国高管表示：“获得税收优惠并不能弥补糟糕的商业计划，它只是延迟了痛苦。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计划，那么你真正想要的是人才。”戴姆勒在美国开设了数家工厂。
其次，美国存在学历过剩问题。美国大学学费负担和生产力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拥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当中，近一半人从事的工作用不着大学文凭。美国15%的出租车司机拥有大学文凭，而1970年的这一比例为1%。同样，25%的销售人员是大学毕业生，1970年这一比例为5%。令人吃惊的是，如今有5%的看门人拥有大学文凭。他们必须忍受无休止的夜班来偿还那些学生贷款。只有在整个体系的最高端，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才契合得非常好。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才是唯一能够享受收入不断上涨的群体，而且往往涨幅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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