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轮较长时期的滞胀，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开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此时打开了国门，开放国内市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发上海浦东，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同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改革的力度更大，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的同时，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启动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投资环境得到很好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
第三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加入WTO，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借助这一契机，中国进一步根据国际贸易规则改革国内规则，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911事件后，由于反恐的需要，大国加强合作，欧美空前团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20多年“大缓和”的繁荣周期，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困境，新一届中国政府面临很大考验。由于危机的冲击，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中国经济要获得重生，必须进行深入的制度变革和转型。未来的决策者，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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