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一直是高度复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一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法律制度。中国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权力制衡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各种规定及惯例约束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道德体系。规定和惯例让官僚体制的行为可以合理预测，儒家道德体系则教育领导人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顾个人权势膨胀。今天运行的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产党充任。
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是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统治者手里，会有很多好处，但如何保证好皇帝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政府本应教化领导人，但坏皇帝仍不时出现，例如“邪恶的女皇武则天”，她杀死了唐朝很多贵族，或者明朝的万历皇帝，他曾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折。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坏皇帝是毛泽东，他给中国人造成了无法言说的痛苦，而且在1976年去世之前，他的权力一直不受制衡。目前制约共产党最高层决策和领导权的规则，反映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政治局常委9名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为10年；67岁以上的人不纳入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考虑范围。这些规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个人权威主宰整个党和国家，防止另一个“毛泽东”的崛起。因此，中国的威权体制很独特，因为它遵从关于任期限制和继任的规定。
最近被整肃的薄熙来之所以对这一体制构成了重大威胁，原因就在于此。凭借在重庆的基地，他利用媒体加强自己的权威。鉴于他是“太子党”，即革命英雄之子，他的权威本来就很强大。他无情地利用政府权力，不仅调查犯罪分子和受贿官员，还对那些积累了太多权力和财富的商人和竞争对手穷追不舍。他恢复了一些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手段，例如集会唱红歌。与其他平淡无奇的中国高官不同，一旦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控制共产党的领导层。
因此，难怪胡锦涛和中共领导层会利用丑闻的机会将薄熙来清理出局，抢在这位坏皇帝登基之前将他除掉。此事暴露了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层遵循的规则既不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规则，也不是司法系统执行的规则。他们遵循的是中共内部规则，只能从中共的行为中去推断。如果薄熙来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可能推翻这些规则。
因此，中国威权制度表面上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中共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共首先需要发展真正的法治，实现政治透明化，建立起正式的制度。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一位掌管某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中级官员吃午餐，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样的一场浩劫，不理解当前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文革重演，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我看了看周围那些中共仍在推崇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纪念品，问他，在中共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真实评价之前，文革那样的事情是否还有可能发生？他那一代人对文革的可怕有切肤之痛，但成长于文革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他们可能被鼓动，对文革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薄熙来利用的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遗忘。那位官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一小群内部人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最终不能真正取代正式的法治。如我们今日所见，受到法律和选举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常常产生平庸或懦弱的领导人。有时候民主制度会让恶魔当选，比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至少正式的程序通过法律和选举制度对权力构成了约束，在真正的坏皇帝登基之路上放了一块大大的拦路石。尽管在短期内消除了薄熙来的威胁，但中国的现行体系还未解决这个制度性问题。中国现在有现实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即将上台的新领导层抓住机会。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译者/何黎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