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陈光诚走出美国使馆的消息时，我正坐在重庆的沙坪坝公园的湖畔茶馆里，眼前赫然矗立的是一尊自由女神像。它大约八米高，由灰色水泥塑造，红砖的底座，左手持法典，右手高举火炬，只是面部有点过分阴沉。
在湖中泛舟的青年男女，就这样经过她的身旁，没人会多看她一眼。在中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自由女神像，它出现在主题公园里，也出现在标榜品位的住宅区。没人会关心她左手所持的法典上是否刻有1776年7月4日，或是右手高举的火炬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像巴黎的艾菲尔铁塔、英国的乡村别墅一样，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一直在变，在重庆的感受尤深。70年前，这座城市是蒋介石的战时首都，自由中国的象征，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甚至是拯救者，它提供军事物资、作战指导甚至思想方式。当时在此的新闻记者白修德发现，国民党政府几乎由一群美国大学毕业生掌管，他们几乎都是美国理想与美国生活方式的孜孜追求者。而45年前，这里是全中国武斗最激烈的城市，青年人高喊着毛泽东语录与反美口号，把城区变成了战场，他们还期待能把中国革命输出到全世界，要把红旗插到白宫上。而当邓小平开始了开放政策，美国再度变成了中国效仿的目标、灵感的源泉，这一高潮出现在1989年初夏的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用泡沫塑料雕刻了自由女神像，以象征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在那一刻，美国不仅象征着军事、经济上的权威，更代表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或许正是这一点，令美国与历史中的其他强权不同。
在接下来的20年，这种道德感召在中国迅速消退。是的，美国仍在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收容从魏京生、王丹到余杰这样的异议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越来越变成某种姿态。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来了双重后果，中国政府日益傲慢、越来越少理会外界的压力，同时，一种国家强大带来的民族主义也兴起，公众们既对这些异议者缺乏兴趣，也对外来的指责心生不满。在中国人眼中，美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青年人仍渴望前往留学，新富阶层试图移民，它也是中国的贪腐官员转移资产的目的地，人们很少谈论它代表的政治理念了。这种状况值得理解、却引人担忧。它代表着中美两国力量的逐渐接近，中国对美国理解的深入，它是一种自然的去浪漫化过程，但同时，它也是中国的一种新的自满与堕落情绪，中国社会丧失了对外界的好奇心，觉得自己不需要向别人学些什么。它还意味着一种普遍的的精神堕落，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上的争夺，而没有道义上的优劣。
“他是不是为了去美国，才去美国使馆的？”一个本地朋友问。他的潜台词是，他不太相信一个仅仅出于单纯的信念去成为一名维权律师、一名政府眼中的敌人，他必定是为了寻求代表着更大权势的美国的庇护。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争论，因为我对于陈光诚的了解也少得可怜。即使他的消息在微博上四处流传，这些信息与判断几乎都来源于英文媒体。这些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表现出的急切与愤怒值得理解，陈光诚的戏剧性遭遇不仅象征善与恶的斗争的道德剧，它也折射出中美间的力量角逐，面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美国手中的牌似乎越来越少。一个中国的人权律师仍愿意到美国使馆寻求安全，这象征了美国的道德力量，但为了在国际安全与经济领域上的合作，美国则还是压制了这种道德冲动。而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21世纪的历史时，陈光诚的案例是否会被当作美国衰落的另一个鲜明例证？而我们又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崛起？
在重庆，人们仍抑制不住的谈论薄熙来，他在这个城市进行了四年的实验的确征服了很多人的心——一个高效的专制系统，即使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与道德麻痹为代价，人们也仍乐于接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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