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的罪名没有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且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动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其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综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词强调了吴英案的集资数据，以及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显然，对于吴英案所显示的金融风险，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很难想象，有关方面会允许一些法律人士援引这一案例，对集资诈骗案网开一面。一旦允许民间集资，则中国金融固守的利率堤坝、金融向特定企业输送资金的渠道将消泯于无形。
这是一次胜利，又是一次失败。所谓胜利，是刀下留下了惨淡的生命；所谓失败，是千万个活跃在地下金融“战线”的吴英并没有因为这次判决，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或长久的赦免。
事实上，同在浙江，2009年到2010年，就有杜益敏、高秋荷、王菊凤等人被判处死刑。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2008年－2011年3月，金华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51件，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共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高峰期。无数的集资亡灵，构成了吴英案的幽暗背景。
吴英集资诈骗罪名成立，民间金融屡败屡战、屡禁难止，印证目前的金融体制千疮百孔、不敷所用。民间集资案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体中的一道哭墙，正是因为体制性歧视下，民间金融身兼二任，既背负发展经济的重任，又在额头上刺有搅乱金融秩序的红字。民间金融推动市场与扰乱市场功罪交集，由此导致围绕民间集资案背后的舆论战役，孙大午案是如此，吴英案同样如此。
抛开无数为吴英辩护的言论，笔者找到较为代表性的反对派吴其伦的民间判词。他提出的理由是，吴英非法集资、恶意诈骗数额巨大，对事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对其处以极刑符合当前刑法死刑认定标准；非法集资诈骗获死刑有先例可循；近年来，民间非法集资诈骗盛行，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较低，从重打击此类犯罪利于警示他人。前三项可以不论，因为受到伤害的事主“鲜有指控”，并未主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集资诈骗判处死缓的案例也不少，而民间集资诈骗盛行、必须抑制的说法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吴英案是典型的庞氏骗局，理当严惩。
在笔者的文章后面，常有读者留言，有少数人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们指责笔者不该为吴英这个“诈骗”者辩护，“你在为吴英辩解的时候，有多少人因为掉进高利贷陷阱痛哭”，笔者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身陷高利贷一无所有后的愤怒，可以理解某些书斋学者对吴英明知不能偿债而大举借债的道德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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