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当年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正式出行的目的地，很好地预示了他在之后十年里的政策重点。他循着毛泽东的足迹去了西柏坡——中共在1949年夺取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个总部驻地。而新的领导人习近平首次出行去了哪里呢？他去了深圳和广州，邓小平1992年标志性的著名“南巡”的目的地，那次“南巡”将中国拉回到了成功改革的轨道之上。为了强调这一讯息，他还向深圳的邓小平像献花，并在旁边种植了一棵树。自从去年11月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即将成为总理的李克强所释放的积极讯号，已经创造了一种引人期待的气氛。
那么，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首要的一点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和长期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再依赖政府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逐步解除国有部门对经济的窒息性的主宰。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为经济引入更多竞争。从电信业、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上游和下游的石油产业到汽车业、航空业，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应完全向国内外的竞争放开。现有的国有企业及作为其庇护者的中央政府部门，很自然地会抵制竞争的提升。他们可能会说，在关键的经济部门降低准入壁垒将损害国家安全，降低产品和服务安全标准，损害国有企业的盈利，限制其吸引就业的容量。但如果政府在每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强有力的、公平的监管体制，引入更多竞争就不会危害消费者利益或国家安全。
增强竞争性可以给中国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巨大的，这也为别国的历史所证明。只需看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和欧洲，就可看到竞争增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影响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面，降低了价格并带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一个投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会比一个主导着有限市场的国企获得更多收益。因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会比只由几个垄断企业控制的市场发展地更快。价格下降、持续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良好的营销都会吸引人们做出更多消费。这有利于成功的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长期基石。更激烈的竞争还可以促进产品创新，而这也恰好符合中国政府政策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目标。
如果国有企业能够适应公开自由的市场环境并在竞争中胜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不一定要成为这场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只有在改变了所有权性质之后才能和外资或私人企业竞争。但从事实上看，大量历史证据都表明政府官僚管理企业的能力完全无法和职业经理人相比。中国政府限制竞争的真正原因通常是保护国有部门，而这以消费者和整体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如果放开竞争，为了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政府将不得不降低在许多国企的控股权，下降为30%以下的少数股权。
如果中国新领导层以提升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作为改革出发点，消费者能立竿见影地从中获益，而这又将让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感到信任和支持。强有力的公众信任是改革进程长期持续的关键，所以从一开始就争取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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