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大，梦想则可大可小。
按照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他就任宣言中九次提及“中国梦”，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国梦”近期在官方媒体极度流行，某记者在“两会”记者发布会上向新科总理李克强叩问“情怀”也见怪不怪了。
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梦往往象征着被压抑的愿望的达成，这倒也与中国古人的理解无不相近，所谓“昼夜所思，夜梦其事”。吊诡之处就在“中国”二字，这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单数，七个人的复数抑或三千名“两会”代表的复数，还是十三亿的复数？
中国梦的提出离不开其时代经纬。从习主席的定义来看，中国梦首先是民族梦，对应着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救亡主线条，对不少富于民族情感的国人来说，这也是“中国梦”首先从内心唤起的情结。
以民族屈辱为底色，鸦片战争拉开中国现代史帷幕。体察中国历史颇多的外交家基辛格曾经把1860年形容为中国由盛转衰的决定时期，他曾如此形容彼时中国社会的两难处境：“中国虽是一个弱国，但又以镇抚四海的帝国自居，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步履维艰。”
也正因此，恰恰是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为随后多次政治运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动力。在灾难与辉煌的双重变奏之中，一个个中国人的梦想从来离不开民族整体的际遇，个体的命运往往随着历史而流转颠簸，无论大江大海还是一枝一叶。
回望这条动荡的民族救亡之路，中国知识界也曾有过深刻思考。“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器物层面，更是安身立命的信仰与文化。两难之处在于，或许只有在救亡之后才能启蒙。八十年代，李泽厚就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民族救亡以其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而现代化启蒙并未彻底完成。这一未完成的任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中国随后选择的道路充满颠簸。
习主席提到“每个中国人的梦”，这甚至多少有点类似于美国人詹姆斯•亚当斯的“美国梦”：“如果要让美国梦成真并长伴我们，那么这件事归根到底将取决于人民自己”。事实上，“美国梦”这个词语进入美国流行文化正是在1931年，正是亚当斯在当年创作了《美国史诗》，激励了一代代失落的美国心灵。
那是一个人心凋敝的时代，不少人甚至因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家人而自杀，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曾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对此，亚当斯宣称“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美国梦诞生于困境穷厄之中，从此却拥有了重振美国人民的强大力量。
所谓美国梦，其本质在于机会平等之下的个人奋斗。有趣的是，当下美国国内有声音抱怨美国行进在错误道路上、“美国梦”辉煌不再时，中国却无比真切地正在上演新的“光荣与梦想”。回顾三十余年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经济学家张五常盛赞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赞同这一论断，并且认为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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