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一部获得广泛声誉的作品，一定会有道德风险。但发现了缺陷而不言，就达成了与自命不凡的“权威”文学界的合谋，无异于在伤害未知的读者。
陈忠实曾经说自己要写一本死后能做枕头的书，他做到了，《白鹿原》的厚度足以垫在脖子下面，但质地粗糙，未必舒服。
《白鹿原》的写作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在写了《蓝袍先生》之后，陈忠实萌发了对乡土中国的兴趣，这也是他多年来追随陕西本土作家柳青（《创业史》作者），关注农民命运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看过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梦的解析》《美的历程》《百年孤独》《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等等书籍之后，人到中年的陈忠实开始了自己的创作。陈忠实在谈到创作意图时曾说：“当我第一次系统地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不过是竭尽截止到1987年底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而这种认知是从官方钦定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获知的，本身便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
御用历史学家范文澜遵从毛泽东指示编篡的历史教科书，以阶级斗争哲学解释中国历史，将自鸦片战争至中共建政的110年的中国历史定义为“人民大众英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艰难曲折而不断高涨、不断走向胜利的客观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观统领下，陈忠实讲述了善（白嘉轩）与恶（鹿子霖）被“革命”击碎的图景，白与鹿并非褒奖者所称的人格类型，而是绝对精神演进所必须的对立元素，他们最终都将被绝对精神消灭，成为验证历史规律的符号。
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各种力量加诸其上的结果，此后的演变亦然，但他不是必然地必须走向现在的结果。“解体——复兴——强壮”之说，是不愿面对真历史的偷懒之词，文学该抛弃的正是这样的论调，转而寻求被毁灭的人性的命运感。我们不是历史主体运行的微粒和灰烬，我们是自己命运的承载物，也是命运的实现者。我们创造自己的命运，同时承受接受这个命运，这就是人的历史。被外力强行改变的不是命运，而是毁灭，这就是悲剧。如果写成了必然率，那一茬茬人性的扭曲和毁灭，就变成了喜剧或闹剧。若历史以人为刍狗，那就必须写出这个历史主体的冷酷来。
正反合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否定了人性的价值，他端给被毁灭者一盘安慰剂：为必然率做出牺牲是幸福的，也是汝辈的宿命。
文学的价值在于发现“这一个”，而非发现平均数。当个体沦为集体、概念的附着物，当作家神圣地书写这一切时，文学也必将成为帮凶和灰烬。
基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史诗”，无非是一个个木偶生命片段的连缀，貌似悲壮，其实也很平庸。作者必然要以舞台腔行文，靠狰狞的人物脸谱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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