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先生从本周开始，为FT中文网撰写《切问近思录》专栏。本文为第一期，聚焦体制与改革问题，敬请读者关注。
中国“两会”历来备受关注，本月两会似乎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揭晓中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名单，还在于在近年经济持续减速和社会对改革的高涨需求面前，人们更期待中国政府制定出促进和确保未来新一轮增长的政策。
2010年后，经济增速下滑让中国政府处境更加复杂。没有人确切知道减速状况会持续多久，而对经济能否重回2009年之前的“体面”的增长速度，政府显然也把握不足，以至于近年增长目标都下调至了7.5%以下。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途也开始表现出悲观情绪。一个有着30年超高速增长辉煌记录的经济体是否真的迎来低速增长时代？目前回答肯定者居多，很多经济学家常常把日本被作为一个鲜明的参照。
在经历之前20多年超高速增长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在1973年出现了陡降，不仅从9%跌到了4%，而且随后40年内，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3%。今天中国是否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一幕？不管是否认真对待，多数经济学家表现得依然很悲观。
在悲观的逐项理由当中，多数讨论其实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跳水”时已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即使是东亚四小龙，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他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把今天人均GDP只有美国20%（同样是按照购买力估计）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并不符合经济学的“收敛论”。也就是说，这样的判断大大低估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
即便如此，多数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过去的优势，以实现快速追赶。他们认为不管目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还是20年前体制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释放殆尽也好，当下“糟糕的模式”或“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 笔者认为“糟糕的体制”不见得应成为另一个悲观理由。动辄拿体制说事或把所有问题归因于体制，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思维范式。即使不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得多么“糟糕”，但一个支撑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体制会比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的体制更糟糕？经济学家应该不能回答这个，尤其是当我们对对方的体制一知半解、缺乏与他国体制切身感受时，对体制优劣的大胆评判不过感情用事而已。
基于对制度和比较制度学的研究文献正确看法（尽管常常被经济学家忘记），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不能脱离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改革演变而来，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正因为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增长和发展会导致既有体制某些方面不能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成为增长的桎梏。
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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