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西方批评者有点过火，有超出合理程度的危险。审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行为的正当努力，已沦为幸灾乐祸和不怀好意的举动。决定出席开幕式的政治人物（包括中国的习近平、日本的安倍晋三(Shinzo Abe)，以及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头脑冷静的人，而那些故意缺席的领导人——英国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美国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是在追随评论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所说的“独立思想的羊群”。
媒体对奥运建设中据称存在的腐败问题念念不忘。《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形容相关项目是“斯大林式的铺张浪费”。在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称本次冬奥会的成本为2140亿卢布（合62亿美元），并表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西方消息人士估计，整个项目的成本达到510亿美元，一些人称其中的三分之一被不当挪用。这笔数目确实不小。但这是一件局部的事情：穆迪(Moody’s)最近一份报告将俄罗斯公司所受的信用影响评定为“有好有坏”，将俄罗斯主权债务所受的影响评定为“中性”。况且有道德污点的并非只有索契冬奥会。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也被一桩重大的腐败丑闻蒙上阴影，而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人权抗议活动的更合适场合。
当然，普京对民主进程的尊重，即使往好里说，也是断断续续的。在他掌权期间，政治对手被逮捕和监禁，尽管其中数人已于去年12月被释放。他镇压了2012年5月的一场和平示威，其中8名被捕的示威者仍然面临审判。对这些行为可以密切关注，可奥运会不是最好的场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在2000年（此前俄罗斯用了10年时间遵循西方的建议）写道：“叶利钦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那一年，普京赢得大选，那是俄罗斯在说“不”。
相比这段历史，普京的批评者更关注西方精英所热衷的一份简短清单：欧盟、自由贸易、同性恋权利，以及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这位石油大亨10年前被普京投入监狱，去年12月被赦免。最近，包括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内的几百名作家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俄罗斯出台的一项禁止“所谓同性恋‘宣传’”的法律（第6.21条的准确措辞是，禁止向儿童宣传“非传统的性关系”），还有一条禁止亵渎神明。公开信称：“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不能沉默地坐视不管，看着同行作家和记者被禁言，或是面对公诉和往往严厉的惩处……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必须倾听所有公民的独立声音。”
然而仅在8年前，英国工党政府通过一部禁止蔑视神明的法律的时候，“沉默地坐视不管”恰恰是这些作家中许多人的作为。2006年英国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法》(Racial and Religious Hatred Act 2006)听从了英国伊斯兰事务行动委员会(UK Action Committee on Islamic Affairs)等一些极端组织的建议；这些组织曾在1989年试图封杀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英国上议院虽然增加了一些修正条款，限制该法的适用范围，但这并没有改变审查制度的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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