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严峻的政治威胁，全球各地的政府往往求助于同一种灵丹妙药——经济增长。例如，当各国领导人试图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时，他们会本能地以为，繁荣和就业一定是一项长期议题。当地区冲突（如东亚或中东）有失控之虞时，政治上的标准答案是加强经济一体化。从欧洲到中国，政府均视经济增长为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但正如医生担心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完全不惧现有药物一样，各国领导人也开始发现，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对传统药方——增加贸易和投资，搭配大剂量的结构性改革——产生了“抗药性”。
三种政治“超级病菌”正在引发特别关注。一是中东冲突的蔓延，二是中日对抗加剧，三是西方世界不平等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冲突。
近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代表们，堪称“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是解决冲突良药”理念的典型信徒。这种信念已经根深蒂固到不言而喻的程度，看看达沃斯台下听众对台上政治领袖讲话的反应便可知晓。
今年，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受到热烈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似乎更关注贸易和投资，而不是发展核武器。鲁哈尼并没有切实地改变伊朗在一些棘手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例如叙利亚、以色列和核武器问题。但他在讲话开头就阐明希望伊朗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的目标，这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这位伊朗领导人还强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改善伊朗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他对经济的强调是在暗示听众：鲁哈尼总统肯定是个值得做生意的对象。
结果，作为伊朗领导人，鲁哈尼的地位焕然一新：他被视为中东的理性声音。但鲁哈尼在达沃斯会众眼中的地位上升，也说明中东其它地区的局势是多么惨淡。
诉诸经济理性难以终结叙利亚冲突，因为该国的对抗双方都在为生存而战。显而易见的是，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涌现的圣战分子对全球化的成果无动于衷。除非真出了什么大的意外，否则他们短期内不可能亮相达沃斯。
许多人仍然希望，如果中东经济形势好转，就能够扭转该地区经济凋敝的景象，他们认为后者是伊斯兰好战分子涌现的原因。但圣战者并不都来自穷国或是出身贫贱。一些参加叙利亚内战的武装分子自欧洲远道而来，还有人来自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传统的经济药方不能有效根治圣战恶疾。
中日之间日益升级的紧张局面更鲜明地表明，经济利己主义不是政治问题的万灵药。中国目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对外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国，许多分析师仍寄望这能够大大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在某些方面，中国的越发繁荣昌盛却导致亚洲地区关系日趋紧张。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再考虑到两国的历史宿怨，不难解释它们的关系为何越来越差。
至于欧洲和北美，全球富豪们担心的不是国际上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威胁。达沃斯信条的一项核心要素是，相信全球化对西方世界和新兴大国均有裨益。
但全球化良药存在不良副作用，这一点几已成为共识。全球化虽然提高了总体增长水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西方工资增长停滞和不平等加剧。因此，欧洲政治家担心右翼民族主义和左翼激进运动死灰复燃。美国人也越发担心人口中最富裕的1%与其余人的鸿沟，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所造成的政治后果。
全球富豪躲在瑞士群山之间的安全护栏之后，边啜着美酒边担心战争和不平等，这很容易令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但全球银行家和商界人士至少对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病毒基本免疫。他们私底下的口号是：“只赚钱不打仗”(make money, not war)。他们将外国人视为潜在的客户，而不是潜在的敌人。
就此而言，虽然存在种种弊端，但认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是政治冲突最佳解药的观点仍然颇具吸引力。即便过去赖以解决政治冲突的经济药方失去了一些效力，它们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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