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之谜一直令全球经济学家困惑。本土学者对其驱动力提出的或许唯一有力的解释，是独特的地方官员激励与政治治理，而地方分权为地方官员的“GDP比赛”提供了基础（周黎安、许成钢等观点）。不幸的是，这一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即将熄火，或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
这些研究认为，中国既非联邦制，也非单一制，而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中央以人事任命、升迁或降职来控制和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比赛。尽管在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地方财权遭到削弱，但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控制权，如土地分配、国有企业处置、制定本地的工业与财政政策等。地方官员依靠这些资源招商引资，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资金投资基础设施。
现在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招商引资已无多大空间，因为中国几乎所有产能都已过剩，且成本还在不断上涨；依靠土地收入用于投资的循环也告终结，因为地产已经泡沫化，而可用土地日益减少。事实上，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也早已过剩，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腾挪空间急剧缩小，但问题丛生。
这种危机感迫使中国推进转型，考核地方官员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多重目标，在经济增长之外，还有缩小收入差距、环保、民生、保护产权、创新等。但是，多重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比如重视福利与环保必定影响增长。过去创造中国奇迹的机制，现在成了问题根源，不改变体制而企图实现转型的努力是徒劳的。
地方政府这个强劲的引擎即将熄火，对中国经济是一个紧迫的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停滞，必将改变现有社会结构，酝酿深刻的政治危机。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中国在制造业之外仍然有巨大的市场释放空间。但这需要政府彻底退出市场，打破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取消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干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开放服务业。如能做到这些，中国仍有高速发展的潜力。
这样的改革可以确保地方政府在转型过程中，不会因经济发展减慢而遭受压力。但这些领域的改革决定权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中央迟迟未做出决策，引发地方与中央之间矛盾，尤其是地方的一些探索常常被“政策天花板”弹回。
改革停滞刺激了地方探求新的发展途径。可以说，“重庆模式”偏重民生与公正，但它建立在对存量的调整之上，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很容易掉入民粹的陷阱。广东以“腾龙换鸟”推进增量并试图改善社会关系、提高竞争效率，但有些改革被中央部委阻止，以致于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人曾表示要到中央“上访”，争取放权改革。上海“两个中心”的建设，也在中央的多头管理中长期徘徊不前。
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如果无法对现状做出及时反应，会产生和繁衍更多问题。长期以来，最高决策层改革停滞的后果，是中央部门权力膨胀，央企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能力，不仅形成了阻碍改革的集团，还侵蚀改革已有成果。地方政府也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监督，寻租、政商勾结或掠夺民营企业现象非常普遍。
可以想象，如果中央政府不及时打开增量阀门，或将失去对地方政府与全国市场的控制。因为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区域竞争和地方财政压力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种趋势会分割中国统一的市场，并加速地方政府与商人的结合。目前浙江省推进的“浙商回归”就代表着这样的苗头：当地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浙商，而浙商则要求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这意味着地域间争夺存量资源的竞争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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