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不能说错话有时比不能办错事还重要，因为前者往往是大庭广众之下，更没得回旋余地。因此，每年一度的“两会”盛宴中，省部级高官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接受采访，恰是政治逻辑的直接体现。
“两会”期间高官受访，无外乎“围堵”和专访两个途径。对这些省部大员的“围堵”，往往只是获得几句话。有风向标作用的还是专访，不过这时这个地方高官是否“友善”，不是看性格，而是看时势。
地方高官会在某些年份选择集体低调，比如2007年“两会”。因为当年秋天就要举行中共十七大，所以公众眼中的政治明星基本上都未接受专访，或者只是在诸如《人民日报》和央视这样的主要党媒说几句。
当时，我曾试图约访一位如今已在中央任职的省委书记，但总难以达成。最后不得不在名片上写了一段话，塞到了这位省委书记房间的门缝里。后来省委办公厅的官员打来电话说，书记已经看到纸条，但是“确实繁忙”。
同样，今年秋天即将举行十八大，故本次“两会”也应是政治明星们小心谨慎的时候。但稍有奇怪的是，今年一些地方大员，虽然对专访都保持了惯例的谨慎，但在代表团团组开放接受集体采访时，都颇有几句“出彩不出格”的话。这让人感慨时代在进步，“安全第一”的官场规则今年也在微调了。
除了正值党代会的年份外，在其后一年的“两会”上，高官一般也会谨慎对待采访。比如2008年的全国两会，虽然十七大已过，“党口”官员已定，但因又涉及到政府换届，而此前在地方人代会上转正的一批“代省长”们刚刚就职，自然不宜多说。我在约访中，省长们讲的最多的是，“过段时间吧”。一位中部地区的省长解释说：“刚就职几个月就讲本省应该如何发展，只能被人说浮夸；但如果说还在积极调研中，没有最终的思路，那我还说什么呢？”
而在每一届全国人大的第二到第四次会议（比如2009到2011的三年），因为没有人事问题，基本可视为“例会”，各地方大员都颇为放松，所以各媒体上省级高官的访谈也多了起来。就算拒绝，大家们也显得很实在——前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就曾拍着我的肩膀说：自己今年已接受过某媒体采访，同样的话总不能反复说，“以免让人家说老卫就会这几句，明年你提前约。”
上述是大环境影响，官员们本身还受制于小环境。比如在一些省份，常常是因为身为“政治新星”的省委书记低调，跟宣传部门声明“两会”不接受采访，于是省长和副省长们也都跟着“低调”起来，以免抢了风头。所以“上会”的记者们也要费尽心思打听上述信息，否则无功而返，空耗时间。
除了小环境，更有“微环境”，这往往跟大员的秘书们有关。对于秘书来说，除了几家中央党媒和必要的外媒，别的媒体基本都是“添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在“两会”现场就曾碰到一次。某省长对我颇有热情，转头嘱咐秘书给我留手机号，我理所当然地掏出手机，结果人家连面子活都懒得做，要了我的电话，说会给我发短信。然后，该短信从未来过。
不过有时也确是因为某些媒体同行自己不争气。曾有某省委书记的秘书因我们采访完该省委书记后是“自己写稿子”而不是问他们要稿子而颇有感触——我们对此也颇有感触。
更多时候，秘书充当了挺身而出的角色。这事儿要求眼力劲儿，还是个体力活，比如及时地拉扯：一般都是领导笑而不语，或者轻声说“谢谢”快步走开，秘书则奋力拉住已经倾斜的记者；碰到个把过分敬业的同行，秘书中午还要拦在楼门口防止领导被敲门。
实际上，秘书们这期间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时让人震惊。曾有同事采访某省一把手大员，大员还算有热情，而陪坐的秘书则一副冷脸，中间还数次打断和纠正领导的回答，看的同事一脸愕然，不知到底谁是领导。
一般来说，地方高官接受采访主要是谈当地省情，跟个人有关的问题则属敏感范围。不过也有一些开明官员会打破你的固有印象。
此前曾有同事拦住东北某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一开始推掉了采访，说自己是省委书记，谈发展还是去采访省长。同事说，我们不多谈当地的发展，主要想聊聊你自己的经历。这位省委书记转过头对秘书说，“这倒是可以谈谈”。
要是碰到这样的省委书记，还等什么，赶紧打开录音笔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南方周末》前时局版资深编辑。）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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