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来美国等地的金融市场回升得这么厉害？
如果你去问交易员，他们会给你一些“理性的”解释，比如：美国银行业压力测试的结果令人欣慰，美国的经济前景有所改善，欧元区引发的担忧得到缓解。
但是，如果你去问约翰•科茨(John Coates)，他会告诉你可能还有一项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荷尔蒙。科茨曾在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任资深交易员。
离开银行业之后，科茨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经过再学习成为了一名神经学家。在剑桥，他与一个团队共同分析了金融交易员的生命科学特性。正如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将阐述的那样，科茨和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现在相信，交易员体内那看不见摸不着的荷尔蒙水平波动，在金融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却被大家普遍忽视。实际上，考虑到这种作用是如此之大，科茨希望监管人士和银行管理者们开始跟踪交易员的荷尔蒙水平，将之纳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无论以哪种标准衡量，这都意味着，围绕金融展开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个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转折。
10年前，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只在各自领域内展开。但自2007年以来，人们再度对一个想法产生了兴趣，那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和金融学结合起来，形成所谓的“行为经济学”。这是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水平”几乎不可能达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及模型所假设的高度。
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来把经济学与神经学结合起来，更不必说与生物学结合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学科所处的细分学术领域是如此的不同。另一个问题是，银行董事和监管人士通常认为，透过生理特性这个“棱镜”来审视员工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带有歧视色彩。
但科茨坚称，这个学术“盲点”的存在是个错误；交易员生化指标的波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波动不难跟踪。我们就以睾酮（与雄性特征、以及攻击性和冒险性关系最密切的荷尔蒙）为例吧。研究表明，金融交易员体内的睾酮水平一般要高于普罗大众；而且通常而言，交易员们只要一踏入交易大厅，睾酮水平马上就会上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睾酮水平高可能是件好事。科茨做过一个实验，旨在得出交易员的手形与他们盈亏状况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交易员的盈亏状况与其无名指和食指的长度之比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他将此归因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该长度比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人在母体内时所接触的荷尔蒙（如睾酮）的水平。
尽管过量的睾酮有时能助人取得成功，但总体而言，它会导致过强的攻击性、危险的自负和跟风行为；实际上，考虑到它的不利影响如此之严重，科茨给它贴上了“非理性繁荣荷尔蒙”的标签，因为他认为，它会大幅助长人们的乐观心态和冒险情绪，使之失去控制。
与睾酮同等重要的化学物质是皮质醇，它是一种控制人体做出“战斗或逃跑”反应的荷尔蒙。当危险逼近时，皮质醇水平通常会上升，令我们在短期内受益，因为它会强化我们的防御本能。但如果要长时间承受难以预知的压力，皮质醇水平就会高企。这会损害人的认知分析能力，助长非理性的悲观心态和避险情绪。科茨将2008年末和2009年金融市场的表现，归因于交易员皮质醇水平过高。
接下来说说迷走神经。生理健康的交易员拥有所谓的良好的“迷走张力”，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率和肾上腺素水平能够大幅波动——在危机中升高，之后再降回来（这一点很重要）。官能受损的交易员会失去迷走张力。他们的身心会一直停留在“紧张”状态。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科茨提出了两个办法。
第一，他希望银行和监管机构能监控交易员的生理状况；他表示，可以在银行里配备心脏监测器或进行血检，以掌握交易员荷尔蒙水平的波动情况，这毕竟不是什么难事。
第二，他希望银行的交易部门能多招聘一些女性交易员和年纪较长的男性交易员，这么做不是为了体现政治正确性，而是因为他们的睾酮水平通常较低、迷走神经官能更健全。他坚称，交易员的整体生理状况越健康，睾酮和皮质醇水平的波动幅度就越小，市场的戏剧性震荡也会越少。
这些主张很有道理，但别指望它们很快会得到采纳。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透过生理特性这个“棱镜”来审视员工是一种禁忌，更不必说带有冒犯性的检测、或基于性别和年龄的雇佣政策了。但科茨的研究至少表明一点，那就是投资者和监管人士应当讨论一下上述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市场眼下正在回升。毕竟，“病态”金融从业者的一个“坏习惯”是，他们往往会催生不健康的金融。但最终受到伤害的并不仅仅是交易员自己，还有睾酮水平更低的普罗大众。
译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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