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中，一位朋友赴南京看望病中的高华老师。我托他带去问候，并询问是否方便前去探望。朋友带话回来，高老师很愿意见到各个地方来的朋友，都不妨。我总想着稍后就去，只是困守上海，一直没有成行。当高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之时，我在悲伤之余，又对自己的错失而懊恼不已。
其实我只匆匆地见过高老师两面，并且都在香港。那时候我刚刚读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依然彷徨在震慑与惊魂未定的状态之中。高老师当时已然是满头白发，却语态温和，并且笑容可亲。然而我却问不出任何有关这本书的问题来，仅仅在当时的一群学界朋友中讷讷倾听。
那时大约是2006年，《红太阳》已经出了很久。它与同一年（2000年）出版的、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是近些年来在党史学界中突兀而起的两座高峰，霎时间给中国人阅读党史戴上了透视镜。我只记得我当年读《红太阳》的时候几乎是一目十行，对于自己阅读的速度几乎难以忍受，恨不得一眼就能够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阅读的禁书已经不算少，而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在此几乎是完全一片空白的情况罕有出现。
高文谦先生曾经任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有条件接触到大量束之高阁、未曾解密的文件，因此在写作《晚年周恩来》的时候，许多未曾为世人所了解、无法窥探的机密历史档案信手拈来。然而高华老师却不同，他几乎处于历史研究的“生物链底层”。作为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他根本无法接触到任何特别与众不同的档案，更毋论机密资料了。他自己在《红太阳》的后记中就写道：“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因此，高老师所能运用的材料，几乎都是从公开出版的文献、书籍和资料中获得的。如果能算上特殊的话，也无非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在“大学服务中心”所阅读到馆藏的部分未能在大陆出版的资料。然而，我们都可以想象，其中能被列为“机密”文件的，能有几许。
如此从公开文献中解读出真正历史，尤其是迷雾重重的中共党史的功力，我想，或许是高华老师的独到之处。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他在大陆出版的另外一本书《革命年代》中，或许也能窥见端倪。《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几乎就是在用侦探式的手法，告诉我们在历史之中，关于红军长征的叙述，怎样消除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怎样把长征中许多真实的面向隐藏起来，造就了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史诗”般的长征叙述。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国外历史书籍的引进、国人走出国门以及一些非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的论述，我们已经逐渐走出了单面向的中国革命史的窠臼。我们大多数人，一直到上了大学，乃至出了大学校门之外，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关于从辛亥革命之后这100年的历史，其真正的形态，与我们所学习、阅读乃至背诵的历史教科书，实在是大相径庭。期间，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对于国民党的行为，对于中共党史的叙述，充满了隐瞒、虚假和欺骗。也就是说，我们在成年许久之后，才开始对国族的历史，有了一个“驱魅”的过程，并且重新开始去认识一个真正的国族100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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