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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