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我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一边在哈佛(Harvard)做我的“正职”——教经济政策课，一边在雅典为时任希腊总理的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做顾问。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帕潘德里欧了，我对他的价值在于：作为朋友、作为一名没有特定利益或盟友要维护的非希腊籍经济学家来提供建议。
我到达雅典后，通常直奔首相官邸(Maximou mansion)，与帕潘德里欧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共同审议改革方案的细节、市场不留情面的负面意见、民调数据和媒体报道。然后，我会奔赴政府各部门以及各银行、研究中心、使馆、报社和大学。如果有国际官员或银行家大佬在雅典，我往往也会与他们碰头。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深入希腊官僚体制的基层，那里是大量复杂改革的实际执行层面。我发现了不少傻瓜、混日子的人和骗子，那些人简直像是从果戈理(Gogol)小说里走出来的，但我也发现了许多敬业的人，他们的受挫感不亚于雅典市中心伊克萨齐亚(Exarchia)街角那些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从那段经历得出的教训，对希腊及其纾困者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希腊亟需改革。帕潘德里欧在危机爆发前很早就明白这一点，希腊民众也一样。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席卷欧洲的恐慌，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轻率的道德指责。在世人嘴里，希腊人惯于逃税，懒惰，而且轻商，同时政府债台高筑、臃肿、腐败——简直应该拉出去灌蓖麻油、好好修理修理。
但这些陈词滥调的道德指责几乎都不是事实。希腊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以上，接近欧洲平均值。而如果希腊人真是那么轻商，那希腊的小企业家比例怎么会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从雇员数量来说，希腊政府并不臃肿——公务员人数占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大致为欧洲平均水平。腐败显然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数据显示，腐败主要集中于医疗领域（这可能令非希腊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给医生送点“小礼”，以争取早一点安排手术。
希腊政府的最大毛病在于欠缺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预算管理还没有实现计算机化，社保记录和房产税单仍由手工记录，跨部门的例行数据和工作安排共享几乎不存在。
目光拉回现在，为获得私人部门减记50%所持债券以及第二轮巨额纾困，希腊被迫实施令国人痛苦的新一批紧缩措施。希腊是会像乐观者希望的那样，终于使改革奏效，还是会像怀疑者一直在警告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违约？
我的猜测是，两种现象会并存，这有点自相矛盾。正如“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最新报告所指出的，多数改革已形成势头：急需的计算机化正在进行中，工作模式正得到重组，私营经济中一些受保护的行业正在放开。但因为没有一个增长计划（紧缩不是实现增长的办法），希腊面前的道路仍是漫长而又阴暗的。
希腊经济三分之一依赖旅游和国际航运，这两个行业都不受希腊的“控制”。希腊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意味着，要用大型企业替代微型企业；对于一个在高生产率的德国和低成本的中国之间寻找生存缝隙的小型经济体来说，这种结构转变是复杂的。
如果纾困协议能够敲定，希腊将赢得一些回旋空间，可推行必要的改革。经济的某些部分也许能够以极慢的速度恢复增长。但这些出口导向型行业将不会吸收太多劳动力，因此失业率和贫困率仍将居高不下。这种局面不利于政治稳定，但对经济不一定致命。
模型依然预测，未来希腊将实现7%的基本财政盈余——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希腊的债务必须得到减记，幅度可能要达到GDP的40%至60%。但既然债务已从私人转到了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个问题为何非得产生连锁反应？未来的欧盟各国政府不会满意——但那时解决总比现在应付要好。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译者/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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