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邓小平二十年前的“南巡讲话”，两点体会最深：一是邓小平在中国推动了一场伟大的改革；二是这场改革迄今成就辉煌，但尚未成功。
中国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十多亿中国人解决了温饱，吃饭穿衣告别了短缺和凭票供应；中国经济的总量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幅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两项，改革开放的进步性就无可否认。
改革为何能带来巨大进步？这要看改革改了什么。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一大二公”，即最大限度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将经济活动纳入国家权力的决策范畴(国家计划)。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三大改造、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五年计划、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经济领域的重大举措，都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
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难看到两大变革：一是发展市场经济，改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用邓小平南巡时的话说，就是“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不要小看这两个转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左”的观念根深蒂固，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随时可能被阶级斗争无情地葬送。安徽小岗村农民搞“包产到户”时，签下了生死文书。邓小平试图扭转中国的经济体制，阻力和风险不言而喻。
邓小平如何推动中国转过这个大弯？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重新阐释是关键。“南巡讲话”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的改革智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相比，邓小平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剥了出去。邓小平并不担心自己的定义“离经叛道”。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十多亿中国人从对姓“社”姓“资”的纠结中解脱出来，专心于经济建设。中国的人民生活与综合国力走上了改善与增长的快车道。
马克思判断社会制度优劣，只有一个标准，即看对经济发展是促进还是束缚。回首六十年，用马克思的观点评判，阶级斗争与改革开放，究竟哪个“一抓就灵”？答案不言自明。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不过，他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改革使十多亿中国人摆脱了“共同贫穷”，并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成功了一半。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伴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势必面临“两极分化”的问题。他二十年前的设想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
今天中国的现实，正如邓小平担心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权力进入市场产生的腐败现象，既加剧了两极分化，又加深了社会的不满。遏制腐败、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正义成为公众突出的诉求。
继续改革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和《宪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使命，这是使命的开始而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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