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试图切入韩寒与方舟子之争的短文。在进入具体论题前，笔者想稍稍多花些笔墨，探讨一个文学批评上的案例。
一、所谓的诚与真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个独特而意味深长的场景，处世圆滑、阴谋篡位的重臣波洛涅斯催促儿子欧雷提斯动身去巴黎，并谆谆告诫他诸多为人准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并不领父辈的情，表现得心不在焉。于是在对话即将结束时，波洛涅斯说出这样一段话：“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熟悉莎翁作品的读者或许会对这段话嗤之以鼻。为了夺取王位，波洛涅斯不仅把自己无辜的儿女连累致死，最后自己亦被哈姆雷特刺伤而亡，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的彼时之言，何以能够引人共鸣呢。
但在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眼中，阐释文学经典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折射出社会与道德的复杂与多面：波洛涅斯这句掷地有声、诚恳真切之言，的确展示他的道德情怀。按照通俗的说法，即使是鳄鱼的眼泪，那一刻也算是感动鳄鱼的眼泪。
这个例子构成特里林的演讲著作《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的核心命题所在。所谓真诚，乃是指公开表达的情感和内心自我的一致，个体若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便无法达到这种状态。按波洛涅斯的话来讲，真诚就是“对你自己忠实”，就是让你在社会中扮演的“我”与内在的“自我”相一致。假若这种一致出现某种程度的分裂，甚至背离，那么批评家需要做出思想上的知性诊断。
相比较真诚所需的一致性，真实则是对真诚何以可能的验证。真实要求更繁重的道德经验，更苛刻的自我认识，更为明确的社会准则，真实更关注外部世界和人在其中的位置。简单来说，真实乃是现代性对于个人生活感悟的体验。
然而，真诚与真实，两者始终受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与复杂人性的制约，特别当它遇到时代、社会、文化和媒介所导致的挤压碰撞时，问题更显突出：真诚的表达往往无法得到真实的青睐，而对真实的赞美与追求反过来将扭曲对于真诚的把握。随着现代媒介文化触角的不断延伸，虚幻的真实感不仅把一种所谓的普遍正义感四处延伸，而且在客观上削弱对于自我真诚表现的可能。
理解特里林对于真诚和真实特性的洞察，对于我们重新审视“韩方之争”，或许就有了别样的意味。我们会发现，在这场论战中，质辩双方都在承受真诚与真实的双重考验。
二、韩寒的真诚
韩寒遭遇最为严峻的考验，乃是需自证青年时代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性。在“打假英雄”方舟子及其附议者看来，若韩寒能自证其早期作品的时代特性愈多，则可能愈为真；若不能，则说明当年的韩寒并不具备这种表达的素养，延伸开来，就有捉人代笔的重大嫌疑。为了论证这种可能，众多的公共人士通过媒介，试图用各种规范性的知识和概念，推论和想象一个20世纪末市郊青年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世界，其中不乏严肃剧、推理剧、喜剧、乃至荒诞剧。但这些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其核心的主旨，诚如方舟子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所坦言，乃是要“摧毁大众文化中的韩寒神话”。只要论证真实的方法和工具足够多，量足够大，那么这种证据线性式的繁殖增长势必将淹没辩论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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