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读本科时学到的第一条真理，从那时起我学到的所有知识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点。（我甚至使用拼写检查从我的书中剔除“不可避免”这个词，唯恐它在我疏忽时溜出来。）整部人类历史都证明了一点：许多人类社会好像正朝着一个看似确定的目标前进，结果却偏离正轨走进了死胡同，有时几十年，有时甚至长达几个世纪。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是认定欧盟(EU)经济最终恢复显著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呢？
希腊经济上季度萎缩7%，而尽管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付出了勇敢的努力，穆迪(Moody's)还是威胁要降低英国的信用评级。这些消息应该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因为正是这些辉格党的主要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学派向人类灌输了以下观念：人类正在朝某个方向“进步”，向未来某个积极的既定目标前进。在经济学中，这种观念就体现在这样一种假定上：经济增长是一种定数，几乎可以说是天赋人权。我们经常理所当然地将经济增长视为人类处境中的一部分，认为它是常规，而非例外。如果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及其他历史决定论者是正确的，人类的确走在一条通往某个目标的轨道上，目的地要么是不可避免的普世自由，要么是工人阶级的天堂，那么我们还会遭遇一个如此痛苦的20世纪吗？
过去的三分之二个世纪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具代表性，大环境罕见地有利于增长。如果我们把朝鲜战争视为一次联合国(UN)行动，并暂且先不考虑六七十年代印度支那半岛的边界冲突的话，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没有两个强国交战的时期。美国是创新和领导力的发动机，与之相竞争的是东山再起、充满自信的日本。汇率基本上没有受到干预。中国还在韬光养晦，还没有能力通过抬高价格，将欧洲经济体挤出原材料市场。以历史标准衡量，粮食和能源价格都很廉价。总体来说，贸易和市场（在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人口总量增长，但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利率助长了放贷，欧洲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竞争，也创造出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预言的财富。
今天，强国间仍维持着和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按照任何历史标准衡量规模都算小的，而按照伤亡人数，在战后发生的冲突中也只能排第20位左右——可是经济增长的其它前提，都已经不再以同样的形式存在了。那么为何政客、商业领袖、媒体编辑和其他决策者仍然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仍然能够抓住增长的“圣杯”？我们为什么仍然被不理性的辉格党主义乐观情绪所控制？
更有可能的情况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历史死胡同？就像1683年至1923年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也曾遇到过希腊目前的问题）、17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17世纪至18世纪的西班牙帝国，或者短暂的奥匈帝国那样。这些帝国都曾经历过常常持续几十年的迟缓增长，就像另一个失败的帝国——前苏联——在有生之年的大多数时候所经历的那样。即使是罗马帝国，也曾经有250年的时间停止了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只是原地踏步，而谁都不能把今天的欧盟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就像赞美诗里告诉我们的，“地球上最荣光的帝国都必将消亡”。但如果没有明显的外部威胁，从兴起到衰亡可能会有很长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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