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民主是最坏的政治，除了人类曾经尝试过的、民主以外的体制。”
这句格言，我相信，至今依然有穿梭人类历史的生命力。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走向低迷，似乎有意或无意中，与资本主义“挂钩”的民主主义占了上风。何况，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从民主走向独裁。迄今为止，理性追求进步的人类，毫无动摇地从独裁走向民主。
弗兰西斯・福山撰写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倡导的无疑是民主主义的胜利。那一刻，世界公民基本相信，对世界政治发展来说，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定局，再也不会出现挑战民主的敌人。西方战略家们则主张“民主和平论”，他们深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推广民主等于创造和平”。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前一阵做了一期封面报道“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 The Emerging World’s New Model(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世界的新模式)”。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也认真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其生命力以及其可持续性。其背景显而易见。国家资本主义“崛起”背后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西方文明没有像福山曾经断定的那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社会上唯一正确的答案。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加剧了美国金融危机后陷入的困境。后来，希腊债务危机牵出的欧洲财政危机，让世界公民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至少是没那么坏的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
2012年不仅是围绕选举或换届意义上的“大年”，在我看来，更为意味深长的是，2012年会不会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家、媒体人、学者、青年才俊等在跨国、跨界、跨体制、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展开合作对话，携手找到抑或靠近新的、有说服力的体制或模式的一年。显然，它是没有明确指标的，因此，需要由我们主动去推动，或扶持。
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是肯定的。理由是，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它不仅没有担保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为世界政治经济“添麻烦”，甚至不得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请求援助。例如，欧洲就向中国求援。
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也是肯定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中东世界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体制优势”，依靠“战略产业”，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携手”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西方世界表现得实在太差。
有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呢？不管是在西方还是来自新兴国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因为它过于依赖国有企业与战略行业，忽略民间、中小企业，甚至公民政治自由、人权，从长远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重发展，避免使国民经济生活陷入崩溃边缘的大危机。
在我看来，当前西方民主主义的生命力被低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被高估了，这极为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跨国界与地区快速地蔓延。对此，西方战略家们强烈批评，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是独裁式的开发模式”。然而，他们的声音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当今西方民主主义的表现明显比国家资本主义差，现状是前者向后者求援。那么，前者凭什么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后者的体制与模式呢？围绕主义或体制的争论开始陷入结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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