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有点不对劲，至少在那些老牌发达国家是这样。美国经济目前似乎状况不错，但其产出仍远低于衰退前的趋势线。欧洲各国的情况远不如美国，说明相对于德国主导的自虐式正统财政政策，美国政府的刺激方案可能效果更好。
凯恩斯认为，古往今来，储蓄往往超前于投资。他甚至总结出一条“心理定律”，宣称：“消费通常与收入同向变化（只是变化幅度更小）”。结果是世界经济出现一个潜在的漏洞，出现本可以避免的高失业率。人们采取了各种权宜之计填补这个漏洞，比如修建金字塔，以及后来的许多大教堂。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消费增幅似乎赶上了收入，这与凯恩斯的理论不符。但在过去几年里，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凯恩斯“心理定律”所预言的情况似乎又出现了，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间出现了缺口。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老套的答案是，中国崛起。据说，中国迅速增长的国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储蓄下来了，满足中国国内投资需求之后还有剩余。当然，“中国”只是许多高储蓄率国家的一个代表。
关键问题是，世界如何处理过剩的储蓄能力？有人可能马上会说，创造足够的投资机会来吸收这部分储蓄。但这个回答并不现实。
第二个方法曾被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奉为真理。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超低的利率，一方面刺激投资，另一方面抑制储蓄。关于这个方法的有效性，经济理论界一度有过很大的争议。争议双方都没有预见到的是，为了追逐收益率，人们（不仅是银行家）会反叛超低利率，这种反叛促成了各种质量可疑的贷款的发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最终的信贷崩溃。
第三个方法是，央行采取更直接的举措对低利率形成补充。这种方法通常有古怪而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量化宽松。德国官员们说得对，这种方法相当于对政府进行货币融资。但这总好过什么也不做。
第四个方法是，认识到私人部门支出过低正是推行财政刺激（增加公共支出或实行临时的减税）的机会。当然，这个方法有一天会令我们自食其果，但是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都已死了”。
第五个方法是自由主义及干涉主义者的答案，即针对储蓄过多的国家采取国际行动。一些评论员正试图重启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中的“稀缺货币条款”，这一条款从未付诸实施。我们都希望，中国公民最终会坚持在中国新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更大份额。但通过国际制裁来强迫他们这样做是不可想象的。
第六个古怪的方法是秘密实行保护主义。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美国企业的“外包”行为发火，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英国输掉印度的战斗机合同表示不快，都属于这种方法的表现。另外，在全球层面，这种权宜的做法已有了一个合适的称谓：“以邻为壑”——关于这一点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密切相关的第七个错误答案取决于人们所说的劳动合成谬误(lump of labour fallacies)。政府和雇主可能试图通过强制性减少工作时间、提前退休等手段，让更多人共享现有的工作。实际结果可能是降低购买力，且无助于缓解经济严重停滞的问题。
第8种方法是打击所谓的“不平等”。其理由不过是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在实践中，太过激烈的方法可能会既阻碍投资又遏制消费。
悲观的第9种答案是，经济衰退的状况会带来某种平衡。如果这些状况持续的时间足够长，那么生产潜力会受到抑制，投资和培训会受到阻碍，紧缩计划似乎会证明有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然是上述多数答案兼而有之，与我们在理性世界会看到的情况相比，违反常理的干预会更多，金融刺激会更少。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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