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6日/星期二/晴

(1)

上午,旁听中国外长杨洁篪“两会”新闻发布会。近90分钟,平心而论,中外记者没有为难他。不少中国同行的问题,属于直接“喂”给他的。比如第一个问题,让他评价中国外交10年成就。这个大问题至少可以写本书吧。幸好外长准备了“15个字”,得以完满答疑。

一些同行埋怨这个记者会无甚新意。我觉得杨外长也只能如此作答,大而化之,点到为止。一是当下的中国外交,变数太大,应有灵活度,说不得太多。做外交,私密很重要。否则,基辛格和尼克松当年是飞不到北京紫禁城的。当下的中国外交,可能是1979年中国重开国门之后最艰难和混沌的。中国的全球利益,意味着对外交的钳制越来越重,经济、商业、能源、安全无不影响外交决策;很多问题,看似外交,实则内政。目前政府内协调机制并不顺畅。另有迹象说明,民间舆论(特别是网络民意)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度越来越明显。眼下,中国与亚洲邻国多有利益摩擦,美国又欲重返亚洲。中国外长不好当!

会上,杨外长用“大喇叭小喇叭没喇叭”比喻国际话语权,并表示“数字”比“喇叭”更重要。这里“数字”指的应是经济影响力。不过,需要问一个问题:经济影响力是否等同于地缘政治话语权?即便日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否就一定自动取得第一话语权? 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自然与经济军事国力和它的价值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有意愿介入国际冲突,担当国际警察。这是它国际话语权的基石。随着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大,即便中国外交的“五项基本原则”写明不干预,北京介入调停国际冲突的半径自然剧增。中国要想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就不得不逐渐深度介入地缘政治冲突,别无选择。

看电视里的访谈,解读杨外长新闻发布会。嘉宾、专家分析时,除对杨外长表示一致赞许外,最频繁使用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外交工作”等字眼。这个“我们”到底是谁?是外交部吗?是杨外长吗?是观众吗?是专家吗?专家有自己观点吗? 在中国,“专家”,别名“砖家”,常遭公众诟病。原因之一,是他们常常不代表自己,光为他人代言。其实,说清楚自己的看法就行。错了也归自己。代表他人,责任和压力就太大了。

(2)

下午,走访几个省市代表团,旁听人大代表问政议政。每个省市的会议厅,席次安排都一般格局。同是人大代表的书记省长端坐正中央。代表们一不小心,很容易把议政当成向领导汇报成绩或感谢领导了;议政时套话很丰富,如表示温总理报告“催人奋进、高屋建瓴、完全同意”等。“完全同意”还要人民代表做什么?又如何质询?公众常常批评人大代表提案质量低,过于宽泛或随意。这和人大代表的产生缺乏真正的选区基础有关。如果代表们并不清楚他们代表的选民在哪里,又如何问政?

全程旁听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王荣华代表谈到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严重影响男孩成长。他称之“男孩危机”:大学中男生比例急剧下滑。不少专业几成“娘子军”;男生也越来越缺阳刚之气。他说,“男孩危机”是教育危机,要“因性而教”。他忆及复旦女校长谢希德生前曾提出考虑降低分数线招收男生,缓解“男孩危机”。王荣华说,他的建言可能激起争议。但这是他在上海高校认真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现任上海政协副主席的王荣华先生,是我刚入复旦时的团委书记,一别近30年。今日“两会”重逢,很感慨。他告诉我,他常读FT中文网。很高兴又找到一位读者。)坐我旁边的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先生悄声说:“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让男孩子推迟一年上学就行!”

凑巧,“男孩危机”话音未落,中科院女院士、生化学家王恩多呼吁关注“女科学家退休年龄”问题。她说,女性55岁退休的现行规定,使许多有为的女科学家不得不过早中断研究生涯,导致宝贵科研专才的无谓浪费,要求出台措施。议题虽严肃,场上却一派轻松,至少男女性别两大阵营之间,在上海代表团打了个平手。

(3)

这两天,数千网友在我“两会”微博留言。主流观点是对中国人大完全不抱期望,认定是花瓶是演戏,劝说记者不必认真。一位网友拜托我,帮他在人民大会堂找到代表"他"的那位人大代表。我在努力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