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逼近了11月4日的结束尾声。每四年一次，全世界就如同观看一场大戏，看着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相互攻讧、指责、嘲笑、唱衰，俨然对方乃是误国误民的十恶不赦的罪人，恨不得用机关枪把对方全部突突了了事。然而奇异的在于，大选一结束，彼此之间立即握手言欢，纯然无隙。2008年麦凯恩的失败演说，居然开口夸起奥巴马来。
两党竞争之惨烈，与选后相互之致意谅解，成为美国制度之循环。然而无论何等激烈的攻防，与国家体制不但分毫无损，反而双方在这一次次的对峙之中，竭力寻求与达成的，乃是国家福祉的进益。这使我们这些场外观众不免慨叹，为什么美国终于所形成的，也是党派之间的斗争，却并无血腥的味道？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短促的一瞬，中国梦幻般地出现过两党的竞争与合作，共同寻求民族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他们并肩战斗，讨伐军阀，发动工农，驱逐外辱。可是也就是那么一瞬，刹那演变成了屠戮与血腥。
广东作家叶曙明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既是对1921年开始的大革命时代的详尽回顾，又是对大革命缘何失败的一种探究，恐怕更是对那个时代以及留存至今的中国政治基因的一种科学式解剖。在书的腰封之上，清晰而决断地指出：“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书的叙述起点，或者说大革命的肇因，乃是1922年孙中山因为北伐志向，与倡导联省自治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反目为仇。孙中山在这次失败之中，痛感依赖他人的军队与一个松散的政党无从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恰好苏联人马林来到了中国试图开辟一片新的革命天地。于是1923年，苏联外交官越飞和孙中山签署了声明，联俄容共政策出台。就此拉开的，乃是国共合作与北伐等一系列重塑中国面貌的历史大戏。苏联人的到来和介入，既使两党合作成为可能性与现实，却同时埋下的，是你死我活的政治厮杀的伏笔。
然而，如果说苏联人是开创这种非此即彼的独断式政治的始作俑者，却未免冤枉了他们。事实上，中国现代政治不妥协、惟暴力、非合作的模式，迄始于辛亥革命的缔造者孙中山。
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几乎无法接受任何一种其它形式的政权的存在。反对袁世凯，他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陈炯明，他引进了桂系军阀；反对北洋政府，他结盟了苏联。在其一生的经历之中，只要与其建国理念不合者，全然贬斥为反对共和，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终其一生，从来未曾认真地去建设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制度，而是通过发动不间断的暴力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推翻合法的政府，而试图建立他内心中基本上没有政治理论支撑的乌托邦。而这一切的革命，其实都是黑白分明的旧式政治运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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