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时离乱的悲欢，总是最能够调动泪腺的题材。宋代故事的《四郎探母》一直是长演不衰的曲目。而在两岸分离之后，其中又生产出多少足以令人动容的离合。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血是热的》，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两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逃亡台湾，而母亲和许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陆。而这个家庭更大的悲剧，乃是父亲原是台湾高级官员，而二姐和四哥，却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家庭的离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而血缘至亲的心灵隔膜与对峙，更加催人心肝。
在怀念二姐的文章中，钱先生的一段话不由得让人寻思：“我到了台湾，听到一种说法，仿佛当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当听到这类高论，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为他们当年的选择作辩护。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这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同情者视为反民主分子，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我们更不能囿于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共产党后来重陷怪圈而否认二姐、四哥这样的40年代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选择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晚清与民国的史料不断发掘出来，颇有“民国热”的气象。民国人物与民国生活的细节渐次张目，上海的美女招贴画，老照片，市井的繁荣，知识分子的自由与风度，新闻的犀利，集会游行的频密，对高层的批评与攻击等等，在各类出版物与网络盛行，似乎民国已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评自然也是重点，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正面评价。
诚然，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之下，对于民国历史的污化和掩盖乃是一个事实，民国的真相早已湮灭在重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们仅仅从教科书与官方材料中去寻找民国，或者在阅读鲁迅中去重构民国的话，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黑暗得没有边际的民国。
然而，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假如民国真是一个万象更新、山河静好的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群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险，离乡别井，抛妻弃子，断绝家庭，去反对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愚弄？仅仅是因为背弃理智的煽动？
民国并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图片与只言片语那么美好。对于民国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读上有着许多误区。在我零零碎碎读过的几本关于民国的书中，是无从构建出一个美好的民国图景的。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民国败退台湾的将近40年里，民国数易其帜。国号未变，而内体各异。袁世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权，各自构建属于自己的政体。然而，无论是任何一方，都未曾严肃认真地去构建过良好的、能够运行于全体的制度与宪政，而是轮番寻找独霸全国的武力征服。如果我们认为延续至清朝的国体乃是家族专政的话，那么民国所承续的，不过是派系专政与党派专政。孙中山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路线图，不过是“朕即天下”的一个变种，它假设有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党派有着对整个国家的全知全决的能力，从而安排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是宪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非制度的必然。蒋介石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因为这种理论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个上皇的位置。叶曙明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之中，对于孙中山在广东的专政，有着生动的描写。孙从未真诚地承认过民主与自治的力量，他内心中相信的，不过是党派专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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