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郑和当年》一文提到，如果郑和下西洋带回一些当时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物品，那么，中国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有可能完全重写。这种历史的偶然蕴含着重大的经济学涵义，尤其当我们将郑和下西洋与“李约瑟悖论”以及国家兴衰等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李约瑟悖论”是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撰写7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到的一个现象，大意是指原本需要科技作为支撑的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西方兴起而不是在中国出现。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曾拥有比西方先进得多的科学技术，因此，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今，“李约瑟悖论”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史，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门类的关键词，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等，是许多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福利后果），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这里的“人类福利后果”指的便是国富国穷这样愈久弥新的问题，而这句“迷人的”话语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最喜欢引用的名人名言之一。
学术界围绕“李约瑟悖论”的各种观点和解释可谓汗牛充栋，不过，从经济学角度阐释郑和下西洋涵义，将郑和与这一悖论捆在一起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与其纠结于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老问题，不如我们换个角度，另辟蹊径，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出现，然后再把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英国的初始条件进行对比，诊断中国自身的原因，从而找到通往“李约瑟悖论”的一条路径。
为此，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强大的学说，比如有小诺贝尔之称的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制度分析观点，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站得住脚的启示。
政治结构、法律和市场机制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索一直是经济学界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之一。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的作用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想的要大得多。几年前，他与另两位学者联名发表了“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的一文。在这篇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成名作内容接近但旋律不同的文章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大胆地指出，中世纪西欧国家的兴起主要是由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所推动的。由于他们能够通过大西洋与新世界、非洲以及亚洲进行实物贸易，因而这些国家的经济率先实现了增长。贸易活动以及早期的殖民主义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而且还通过制度变革间接地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例如，16世纪对君主势力进行限制的国家中，大西洋贸易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商人集团而削弱了君主势力的效果，这使得商人在制度变革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形成新的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恰恰是这些制度变革决定了这些国家之后几百年的经济增长。
为使研究更具说服力，阿西莫格鲁等人还特别拿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了对比。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均优于英国。换句话说，从历史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那么工业革命更有理由在西班牙首先出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解释这种矛盾，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引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史实是，16世纪的英国议会对皇权就有了相当的制衡能力，实施了限制皇权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私有产权）等措施，人们拥有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由于英国较早采取了鼓励民间商业活动以及限制特权阶级势力的措施，因此，商业活动在英国更为活跃和开放。正是这些不同的因素，导致英国和西班牙两个早期殖民国家后来长达几百年的繁荣与兴衰，这也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没有在西班牙出现的根本原因。上述思想在阿西莫格鲁2012年最新的鸿篇巨制《国家因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与詹姆斯•罗宾逊合著）中得到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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