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再加一点点过度的中间色。“非常简单、非常精确,甚至还有一点点严苛。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多娜泰拉•弗里克(Donatella Flick)这么说道,她是多娜泰拉•弗里克指挥大赛(Donatella Flick Conducting Competition)的创办人,2012年度的比赛于九月底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Barbican Centre)举行。

我们坐在一张黑白相间的沙发上,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画作。跟弗里克会客厅里的大部分装饰品一样,地毯、钢琴还有咖啡桌都是黑色。剩下的则是清一色的白,包括我们的茶杯还有摆放整齐的靠垫,靠垫上绣着字母D或者S。

是因为D代表着多娜泰拉(Donatella),S代表她23岁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的缘故吧?59岁的弗里克的回答很妙,她说D“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亲爱的”(darling),也可以是“白天”(day)。这没什么大不了的。S比D更重要。”

弗里克一身墨黑色衬衫及裙子,跟她那一头打理整齐的金发相当般配。15年以来——从她结束与德国最富有的工业巨头家族传人格特-鲁道夫•弗里克(Gert-Rudolf Flick)的婚姻起——她就一直住在肯辛顿的这幢房子里,这也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一直住到过世的故居。她说她在购房时并不知道还有这段历史,当时她只是在三天前匆匆看了一下,就做出了决定。

“离婚曾经让我十分沮丧,我舍不得(搬离)奥斯陆广场(Oslo Square)的那幢房子,那是我和我前夫一起建的,我的儿子也是在那里出生。”她主动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说起往事,声音随着情绪的波动而时有哽咽,“其实我想要的只有一个,就是一间客厅,能放下我的钢琴,能开一个小小的演奏会。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每一幢房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和能量。它也能表示出是否喜欢你。当我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就知道它欢迎我。”

弗里克这幢有着砖砌外墙的18世纪的房子看上去相当庄严,跟邻居们(其中不乏外籍外交官员)那些闪着微光的白色房子比起来低调许多。“我喜欢英式红砖。它非常内敛。”她说,“我希望能在其中发现点什么。”

前厅很小,两侧各有一间餐厅。在其中一间里,一张巨大的赫姆•纽顿(Helmut Newton)的黑白时尚摄影作品被安置在一尊基座上。另外的一件——从前是丘吉尔的图书馆,现在把架子都拆走了——摆放着黑白条纹的台布。桌子和高背椅被安放得一丝不苟,但两个房间看上去都感觉很空,仿佛从来没有使用过。

尽管旁边有三位年轻的助理对她大献殷勤,喋喋不休地赞美她的发式,弗里克还是坚持继续跟我介绍说这幢房子其实是在19世纪80年代重建的,“当我买下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荒废了。图书馆里的书都被虫子蛀掉。甚至连墙壁都是我自己刷的。但是你不能动任何东西(指改变房屋结构)。这是国家遗产。我甚至连个门都不能挪动。”

整个房子最大的部分是位于后方的客厅——从一层经过一个画廊般的开放式通道可以进入到这个有着高高天花板的房间。弗里克用它来举办自己的音乐派对:把沙发挪开的话,可以容纳60位宾客。在一个角落里放置着一尊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的半身雕像,而另一个角落则是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肖像。这里音响设施的敏感度和共鸣也令人羡慕。

弗里克并不是一位音乐家,但是她热爱音乐,并且她在这一领域进行的慈善事业为她赢得了一连串的奖项,这也是她在英国社会为自己树立起的一个标签。这位出生在罗马,父亲是高加索地区古老皇族后裔,母亲则是意大利人的女性,在1990年创办了多娜泰拉•弗里克指挥大赛。

每两年,来自欧盟各国的有志指挥家们便可以提交自己表演的录影带到评选委员会,最优的前20名能够获得面试邀请。有三名指挥家将与今年开始加入的伦敦交响乐团(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一起亮相最后的音乐会。由杰出的音乐家们组成的评委会挑选出来的获胜者将会获得15000英镑的奖金以及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协助伦敦交响乐团指挥工作的机会。

不少已经事业有成的获胜者通常会把这项比赛看作是自己事业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弗里克说组织这样的比赛“就像是非常严肃认真地搭建一个纸房子。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年轻的参赛者会非常紧张,会像朵小花儿一样微微颤抖。你得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到欢迎的。”

在弗里克客厅的钢琴上,至少有五幅相框里展示着她与比赛的赞助人,威尔士亲王的合影。或许这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成为英国的社交名流?同时弗里克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高加索皇族血统,以“Missikoff公主”(她婚前的姓氏)的名号亮相,同时还有自己对音乐真正的热忱。

她说她“不是那种以参加音乐会的方式让人们知道我曾经听过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或者叶甫格尼•基辛(Evgeny Kissin)。为了社交而去音乐会——我厌恶这么做。我不会走同样的路,当你再次启程时,总得更加丰富。我们有幸获得倾听的机会,并且觉得自己的嗓子眼里也会跟着迸出同样的音符来。有时情绪太过强烈以至于我会落泪——这就是典型的高加索人。我就是这个样子。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都感谢上帝。”

尽管弗里克有着高加索血统,但她从未踏上过父亲的故土。她说她的父亲后来被共产主义者找到,并且许多家族成员也遇害。“他教给我祖国的传统,但又让我发誓再也不要回去。当然,他永远也不会想到柏林墙会有倒塌的那天,而共产主义政权也不复存在。我收到许多从奥赛梯(Ossetia)寄来邀请我回去的信件,但是这的确需要在情绪方面储备很大的勇气。”

自从离婚之后,弗里克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要是没有我的儿子和我的音乐,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算一个健全人——如果我是健全的话。”她说着轻轻笑起来。“音乐是我的基石:它让所有的事情变得自然。你可以在厨房里端着一杯红酒就着一盘意大利面就很高兴,也可能就算被25位戴着白手套的仆人簇拥着还是闷闷不乐。这是我的生活经验。我昨晚还在想这个问题——你可以用钱买来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买不到健康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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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之物

信件,混合着英文、德文还有意大利文,开头是“亲爱的妈妈”,以及写有“我爱你”的字样。“我”和“你”是手写的,中间的“爱”用一颗心形表示。这些信件是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儿时写的,是多娜泰拉•弗里克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当我正准备出去参加晚宴的时候,他会把这些信件从门缝里塞进来。”她回忆说,并补充说这是一种既想要寻求关注,又希望能给对方施加一点压力的示爱行为。

跟她在肯辛顿的房子不同,这里陈列着的那些弗里克喜欢的装饰品和画作并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比如其中一支放置在钢琴上的指挥棒:这是协助举办多娜泰拉•弗里克指挥大赛的团队在2006年赠送给她的。

还有就是一幅她的祖父身着高加索战袍的照片。她说高加索地区常年的战争赋予了奥赛梯人“一种来自天空和高山的能量。我希望我能够遗传到一些——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直觉,会照亮你的路,因为你没办法避开危险。”

2012年的多娜泰拉•弗里克指挥大赛于9月30日在伦敦巴比肯中心上演。

译者/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