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在1989年这个对中国有些特殊的年份，当张艺谋带着《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时候，《红高粱》的作者莫言也许并未想到，23年后的今天，他会从台后走向台前，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踏上欧洲。
基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在传言初起之时，由于莫言的身份、经历、行为，就网络就曾爆发激烈争论，政治或文学、左右或族群，针锋相对。待到消息落实，争论就更为白热化。
如何评价莫言获奖？首先，文学是富有弹性的，但即使如此，正如大多数文学界人士所认为的那样，莫言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放在世界上也是杰出的，他的文学才能配得上诺贝尔奖的荣誉。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先生的这一成功值得祝贺，数十年的磨砺才有今日的“亮剑”，甚至说他是中国文学的里程碑、体现了30年经济发展带来的自信和超越，也并不为过。
但世界的复杂在于角度的多样和身份的多样，正如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所说的：人们往往要跳出身份的固化，理性的转化自己的多重身份时，才能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而不至陷入身份的暴力。但当在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上转化视角时，却会立即遭遇立场问题。
毛泽东就说过：“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担心，担心本文失掉了立场，而导致态度的不正确和偏颇，所以，在从更大的范围来转移视角，评价莫言获奖时，笔者只叙述事实，而不做评价，或许自由心证更贴切诺奖的“理想主义”。
第一个事实是文学和政治的事实。首先是诺贝尔奖中的文学和政治。1895年11月27日，诺贝尔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3122万元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其中文学奖的宗旨是授予那些“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理想主义”四个字是极富弹性的，从用直觉去认识世界，用情感判断世界，到构建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的、人人平等的世外桃园，理想主义极富变化，虽然后者的现实映射往往是波尔布特式的社会实验。百年之中，围绕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瑞典文学院也争吵不休，其看法也在不断变化，授奖的标准也做过改动，但这都无可否认，理想主义必然涉及人文关怀以及现实影响，那么，脱离政治而存在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并不存在。更何况在中国的现实之中，《人民日报》对描述瑞典文学院的著名的“三个一贯”，已经把它钉在了政治的评价台上：“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当然，这些并不妨碍瑞典文学院“而今迈步从头越”，抛开政治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判断，当然也不会妨碍我们祝贺一个中国作家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相对诺贝尔奖中的政治和文学，中国的文学和政治的事实则更加沉重，文学从未摆脱过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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