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授予欧盟(EU)的决定引发一片揶揄之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只一个喜剧演员说过，至少他们没有将经济学奖授予欧洲人。
然而，我们有必要问的是，在亚洲这样一个因旧日战争引发的紧张局势仍时时被激化的地区，哪家机构扮演了与欧盟类似的角色？答案是一个也没有。亚洲有着太多职能重叠的机构，但没有一家机构具备必要的广度和深度，来发挥欧盟——更别提北约(Nato)了——那样的作用。亚洲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人口数量都远远超过欧洲。
亚洲出现这种机制上的差距情有可原。首先，亚洲地区是自然形成的，不像欧洲有那么多人为的因素。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亚洲这个词语一直被用来粗略地指代欧洲以东的世界。其次，在1945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亚洲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被分为两大阵营。处于冷战阵营一端的是战败后成为美国附庸的日本，而另一端则是共产主义中国。这就好比在欧洲，如果德国和法国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欧盟之类的项目自然就无从谈起。
亚洲也组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组织。东盟(ASEAN)做出了很多努力来促进东南亚10国之间的合作，但它的作用被低估。然而，东盟并不包括中国和日本。亚太经合组织(APEC)虽然成员广泛，但它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经济组织，没有任何外交职能。
到目前为止，这一真空一直由“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填补。美国卷入越战，并通过秘密轰炸行动，将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这让美国政府关于始终保证和平的干巴巴的声明不攻自破。不过，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海军基地为许多亚洲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使得它们的经济飞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缺乏一个强有力地区组织的问题日益明显。看看中日之间围绕一个无人居住、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争议吧。由于缺乏调解旧日民族主义争端的机制，中日双方只能互相攻讦。中国国内爆发了反日游行活动，海上也出现了一些可能引发战争的冲突。双方的民族主义者都叫嚣着要开战。
这一新局面使北京陷入两难：随着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北京方面是否应该遵守所谓的“国际法”？或者如印度评论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所说的那样，中国不愿成为其他国家制定的全球秩序的利益相关者，它的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在实践当中，北京更愿意搞双边对话而非多边对话。一个办法就是实行中国版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指当年美国人禁止欧洲人染指拉丁美洲。米什拉辩称，与美国不同，中国缺乏传教的冲动，它从不寻求将儒家或共产主义思想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中国的邻国不太可能相信北京方面的善意。越南、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全都因为中国崛起而向美国靠拢。美国政府已经承诺将美国60%的海上力量部署在太平洋地区，但是即便如此，“美国治下的和平”还是变得一年比一年更难维持。
谁能取代它？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基于亚洲的体系，他将这一体系称为“太平洋治下的和平”(Pax Pacifica)。其主旨是避免地区不稳定并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战争。该体系的前提是美国认可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同时中国接受美国继续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东盟国家将在该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以确保它不会简化为中美两国的利益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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