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缺乏故事。
当偏居西南一隅的什邡，作为一个新事件进入新闻风暴中心的影响尚未散去；启东，这个处于长江入海口以海鲜和高考状元闻名的江苏小城，重新吸引中外眼球。
刚刚过去的7月28日上午，江苏省南通市启东上千市民冲进市政府，抗议日资造纸厂排污计划。根据媒体报道，参与游行人数超过5000人，且出现暴力行为，有市民打砸政府办公室，并推翻警车；当天，启东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南通市政府决定：“‘南通排海工程’已决定永久取消！请市民放心回家。”
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此情此景，照片往往比文字直指人心。与什邡事件中手持警棍奔向人群的防暴警察照片“走红网络”形成对比的是，本次启东事件中启东市委书记被扒去上衣似尚存笑意的照片流传甚广，也得到不少掌声，称许本次事件中官方的理性与克制，也批判群众的暴力和激烈。
一张照片离全部真相往往很遥远，不宜过度解读，但这张照片却微妙地传达启东事件两点变化：一方面由环境保护引发的群体事件再度出现，凸显了当下群体性事件中诉求的新趋势，也就是学者所谓“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扒衣”等行为，则使得群体性运动中的暴力因素再度摊上台面，引发各界争议。
伴随着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群体性事件”日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一名词脱胎于过去的 “群众骚乱”、“群众性治安事件”、“群体性紧急事件”等，日渐成为最近十余年的社会焦点。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数据，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群体性运动，其实也被认为是社会抗争的一种，另一面则往往对应着“维稳”，群体性运动不时出现暴力因子，也使得“维稳”有了公共安全的理由。近些年不断高涨的维稳经费，也反衬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与复杂性。反观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下，民众诉求也转而呈现多样化趋势，尽管各个数据口径差异颇大，但普遍认为整体有增无减趋势不改。
有人从国民性去分析群体性事件中暴力，这解释力显然不够。大部分人都厌倦暴力，但是集体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灭绝，又该如何看待群体性运动的暴力，为什么集体暴力从来没有停止？
套用美国社会政治学大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暴力就像天气”，他认为集体暴力的发生取决于社会过程的汇合，包括社会边界与激活——换而言之，集体暴力往往需要“场域”，往往由一个暴力遭遇引发另一个暴力遭遇。在蒂利的分析框架内，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构成影响集体暴力强弱的主要参数，基本趋势是国家能力强而民主程度高，集体暴力影响最小，反之，集体暴力的损害则最大。
蒂利将一国社会政治制度分析为政府机构、政体成员、挑战者、被动者、外部政治行动者。与政体成员拥有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挑战者往往是缺乏常规性接近政府机构与政府资源的政治行动者，不仅对于政治决策缺乏影响力，也没法在体制内找到表达机会，可能成为抗争运动成员，进而引发集体暴力。蒂利提倡制度化的谈判与妥协，借此来解决冲突，提供非暴力选择来降低暴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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