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雨，让城市的真相裸露。
在“百年一遇”频频现身的当代，61年不遇的大雨听起来似乎不够规格，却使得帝都近乎沦陷。根据官方次日公布的数据，北京暴雨已经导致37人遇难，这一数字目前还在攀升。
这场暴雨，似乎也印证了台湾作家龙应台此前的判断：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因为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能看出它的真面目来。”
北京遭遇暴雨并不是第一次，近些年已有不止一次水深火热的记忆；这场暴雨刚刚发生在去年7·23动车事件的纪念日之前，7·23动车事件夺走了40条生命；令人喟叹的是，此刻彼岸的伦敦奥运会冷淡开场，令人回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手笔。
地上高楼林立的光鲜，到底抵不过地下的不堪。国家是否文明，城市是否宜居，可能“看不见的”远比“看得见的”更为重要，而目前静默无音的《预算法》修订与暴雨看似不相关，却属于“看不见”中的最为重要一端。
所谓预算，就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也就是政府“钱袋子”怎么花的问题；而《预算法》即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预算管理的法律规范总称，换而言之，就是将政府花钱计划从制定以及实施均纳入“法定程序”。
预算为什么重要？政府国计民生的资金来源均主要来自预算，预算或许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程序；预算的制定、分配以及制定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经济权力分配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预算资金来源自财政收入，这意味着主要来自公众各类税费，这一权力的经济来源实际上来自公共空间，公众与政府之间实际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因此，公众获得权利，以《预算法》来对政府收支进行监督与审核。
由此可见，《预算法》可谓财政法中的基本法，与公众生活与民众权利直接相关，也被称为“经济宪法”，现代预算制度也公认为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
尽管《预算法》如此重要，却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度长期缺失。1949年之初，中国预算制度就曾规定“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预算法》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90年代，国务院方出台《国家预算管理条例》；随后不久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上述条例逐步被取代。
现行《预算法》于1995年正式实施，其间《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痕迹不少，开篇即宣称“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预算编制、预算体系、预算内容、预算调整等处理往往被学界认为不科学，也不合理，遑论透明。也正因此，无论理念还是条文，这一法律长期被指斥为更类似政府内部条例，而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现代法律。
现行《预算法》已经实施17年，而中国财政近些年连连增收，已经迈向10万亿大关，法规与现实之间脱节再也难以回避。也正因此，《预算法》的修订迫在眉睫。本次《预算法》修订几年前重启起来，学界不乏呼吁，进展至今，《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求，其截至日期为201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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