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不久前，经济学家还认为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是工业革命开启的资本积累阶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之称为资本时代。社会将很大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投资资本设备。世界上的资本品逐渐多了起来。
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时代之后将是消费时代。在消费时代，人们开始收获他们此前勤俭节约的成果。随着新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和消费的可能性加大，他们会减少储蓄并增加消费。
随后就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富足时代。由于消费品变得极大丰富，人们开始更多地休闲，而不是更多地消费。大量工作将会消亡。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阶段的终点。
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如今还未发展到消费时代。
例如，中国人仍在大规模地储蓄和投资。我们的问题在于，西方社会依然囿于消费时代。与100年前相比，我们现在要富有得多得多，但工作时间的降幅却比生产率的增幅小不少，我们的消费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们似乎不会说“适可而止”这个词。这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从凯恩斯发表于1930年的未来派著作《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说起。凯恩斯在这一著作中预言，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来满足我们的本能需求”，剩下的则是休闲时间。他的预言到底错在哪里？
我们当然可以承认，早期经济学家的思路受当时物质产品匮乏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想象力。他们是从数量上考虑问题：你只能吃这么多食物，穿这么多鞋，住这么多房子，开这么多汽车。他们未能考虑到商品质量的持续改善，而这种改善会刺激持续消费的欲望，使得人们无法减少工作时间。
但我们决不能认为全部答案就在于此。许多改善其实无足轻重，即便有些改善有积极作用，消费者也往往会被广告商忽悠得高估了它们的益处——比如那种种金融创新产品的神奇效果。
更为严肃的解释是，许多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低估了人类贪得无厌的本性。我们拥有得越多，似乎就越想要更多的东西，越想要我们手中没有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我们躁动和容易喜新厌旧的天性。但主要原因是，需要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越有钱，就越觉得比别人穷。
然而，这里面还有第三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早期的经济学家。他们并非平等主义者，但他们的确认为，只有不断发展经济，才能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他们没有预判到，富人会跑赢其他所有人，将生产率提高的绝大部分果实收入囊中。（在对这个问题的预判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个明显的例外。）
结果就是，我们的消费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许多人仍没有足够的财富过上好日子。在英国，1300万百姓生活在官方制定的贫困线之下，占到总人口的21%。与社会产出相比，社会消费明显不足。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将此称为“丰裕中的贫困”。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债务大幅增长的原因：人们寻求通过举债来弥补增长日趋停滞的收入。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让自己相信，所谓的幸福生活是存在的，金钱只是过上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有人说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变得越来越有钱，这与声称吃饭的目的是要变得越来越胖一样荒谬。其次，我们可以共同采取一些措施，使自己免于陷入无休止的消费。
一是提高就业保障。政府应该恢复充分的就业保障。这并不意味着要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份每周40小时的工作。政府应该逐步降低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工作时间上限，确保每一位想在此上限内工作的公民都有一份工作。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为所有公民制定一个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下限。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工作与休闲之间的选择。批评人士称，这将降低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但在一个工作时间应当更少、享受生活时间应当更长的社会里，这一效果恰恰是此举的价值所在。
第三，政府应该通过限制广告来减弱消费的动机。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来防范具体的危害，因此，让人们认识到过度消费本质上有损于环境、满足感和成熟的幸福生活观，并不会是多难的事情。
对这些措施形成支撑的将是累进幅度很大、最高一档税率达（比方说）75%的消费税。这将是一种对支出、而非收入征收的税。它将减弱消费动机，为基本收入提供资金，并鼓励个人为应对年老体衰而储蓄。
上述这些提议可能会招致批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共同决定摆脱无休止的消费，我们就永远说不出“适可而止”这个词。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仍会纳闷多挣那么多钱意义何在。
本文作者的新书名为《多少才算够？》(How Much is Enough? The Love of Money and the Case for the Good Life)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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