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贷紧缩引发的担忧不断加重，令本来就对美联储(Fed)打算“逐渐减少”买入资产感到不安的全球金融界更加如坐针毡。
目前要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鉴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信贷密度却再度提升到2009年信贷繁荣时期的水平，大力收紧信贷或将突然导致投资的大量减少，加重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并导致金融和银行业的动荡。
这可能会挫伤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加强美元的地位，加大新兴市场资金外流趋势并减缓新兴市场的增速。
自6月初以来，中国的银行间拆借成本一直在升高，上周末更是急剧攀升，回购利率虽然到收盘时略有降低，但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包括外汇流入的突然减少（甚至可能有部分资本外逃），以及季度性的纳税行为。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央行(PBoC)抽空了流动性，并且在资金短缺时未进行回购等操作。这样，中国央行实际上向银行发出了信号，表明自己不会支持进一步的快速信贷扩张。
中国央行与中国银监会(CBRC)等机构正在试图实现至今实施力度仍然很弱的金融监管，并试图控制迅速膨胀的影子银行业所蕴藏的变幻莫测的融资风险。如今，借款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和投资者纷纷涌向影子融资市场，绕过了正规银行部门较为严格的监管手段。
例如，某些银行和中介机构便利用银行间市场出借资金或者把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自2005年以来，影子贷款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增至约28万亿元人民币（与GDP之比达50%）。目前，它已成为“社会融资总量(total social financing)”加速增长中的活跃因素，对传统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贷款方式（比如通过信托公司、银行间贷款、商业汇票及公司债券出借资金）造成了伤害。与2012年已经很高的水平相比，2013年头5个月的社会融资总量年化增长率仍高达25%。
中国央行迄今如此坚定的立场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激进的信用创造措施——特别是在结构性原因造成增长放缓时——带来的后果不可小觑。不过，为了抑制与缓和投资、经济增长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成本上升，早点处理这个问题比晚点好。好消息在于，如果官方能够成功降低信用扩张水平，就将降低未来出现更严重信贷紧缩的风险，为预计将于今年10月公布推出经济改革措施的说法增加了几分可信度。
中国央行的政策立场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治立场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的发言精神。习近平提出加强党风党纪建设，要求厉行节约。而李克强则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通过政策阻止经济放缓趋势，中国经济必须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如果中国央行坚持这一立场，恐怕只有等到社会融资总量及高于目标水平的货币增量开始减缓的确凿证据时，央行才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而且，中国央行手中不乏应付货币市场过度紧缩的工具。央行可以批准即将到期的票据交易以逐渐缓解资金紧张，还可以向个别银行直接注入流动性或者通过市场注入流动性。在必要的时候，央行还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而另一方面，要驯服一场信贷繁荣热潮总是会充满风险。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信贷扩张大部分没有被列入资产负债表，往往是通过类似庞氏(Ponzi)骗局的多个交易过程完成的，而且还会受到不确定流动性状况的干扰。在监管收紧和市场中流动性受限的双重作用下，出现误判或者事故的风险大大增加，这可能会引发官方想要避免的市场动荡。如果经济增长随之放缓，即使既定政策的意图再强，其执行力度也注定会减弱，并过渡到宽松的政策。而推进经济再平衡所急需的金融改革（比如利率自由化）也会因此受阻。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世界都将密切关注中国的信贷状况及流动性管理，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预期被持续下调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被捆绑到中国供应链上的国家来说，目前后果已经显现。如果以上担忧被更严重的信贷紧缩放大，全球金融市场将会因此畏缩不前，这会将美元汇率推得更高。
此前美元上演过两次牛市行情，曾分别成为上世纪80年代拖垮拉美经济和上世纪90年代末拖垮亚洲经济的催化剂。美元再演牛市行情将对市场造成全面影响，新兴市场更是首当其中，因为新兴市场一直以来都是风险资本的主要受益方。
注：本文作者乔治•玛格纳斯(George Magnus)是一位独立经济咨询师兼瑞银(UBS)顾问。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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