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矛盾迫近临界点、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路口,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发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老虎苍蝇一起打”、“打铁还须自身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一系列改革之声,社会各界对重启改革议程充满期待。

但我们丝毫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但实际执行情况却并不如意:旨在打破垄断的36条、新36条无法撼动央企垄断;国企不仅没有退出竞争性行业,反而大肆进入房地产等高度竞争性领域;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权力无序膨胀到了 “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的程度”(李剑阁语)。正如吴敬琏所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结果,过去十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改革失去的十年”,甚至有悲观者认为改革已死。

究其原因,领导力是改革最大的瓶颈。如今的改革,已经跨过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阶段。步入深水区的改革,不可避免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说的直白一些:领导者要有勇气动一些人的奶酪。领导力的关键要素在于敢于担当、言行一致、赏罚分明。如果不敢动真格的,就难免出现政令不畅的局面,最终改革只能不了了之。正如朱镕基同志1998年所言:“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何处寻求改革领导力?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局面下,大刀阔斧推动了改革,展现了令人敬佩的领导力,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领导应该“抓大放小”。领导力的本质在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而非把事情做到位(do things right)。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高度聚焦于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大事。邓小平非常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关键任务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典型。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领导者应该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切不可在访贫问苦、视察灾情等细节问题耗费太多精力。

二、顺应民意:1992年的小平南巡,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小平彼时虽已退休,但他的言论依然引发神州激荡,关键还是因为顺应了民众对加快改革的心声。上世纪90年代初民心渴望改革,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热情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如今,民众改革呼声强烈,是因为贫富差距、国进民退、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发的严重社会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