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青年，追风逐日。
尤记二十年前的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在红安一中读书，日复一日繁重的复习与考试，霸占了我几乎所有的天空。好不容易轻松一日，阴天转晴，格外注目。那时候的青年节热烈奔放，锐气逼人。我老家的小县城里，到处是青年，骑着自行车三五成群的，骑摩托带个美女呼啸而过的，在震天的喇叭声中逛街的，三三两两坐在广场上聊天唱歌的，充满了人间气息，世俗而热烈，熙熙攘攘，人山人海。
二十年后的青年节，我已届中年，漫步京城街头，除了一些官方和商家的宣传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多少青年来关注这个节日了，大街上车流依旧，却已经没有热烈的人潮。也许在一个追逐金钱名位的社会，激情日渐消退，但是，更让人冷汗淋漓的是，举国之中，青年人口似乎已呈萎缩之势。我在物美超市随机清点了下出口买单处排队的人流，赫然发现，青年人竟然已经成为少数派了，多的是中老年。
京都如此，小城市更是青年凋敝。
中国的青年都到哪里去了？
青年节里的中国，为什么不再有满街少年？
更为吊诡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活力，似乎与青年比例相辅相成，近年来，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部分倒退背后，其实就是伴随着青年人口的萎缩。
不仅是改革时代，由此上溯到革命时代，革命事业的克成大功，亦与青年势力的消长命悬一线。
中国近代以来，能够不停革命，最后克成建国大业，完成民族与民主的初步革命，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良好的人口结构。
从清末到建国前夕，中国人口大约在5亿左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以青年为主。
拥有青年，才是国家未来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由此，纵使旧中国千疮百孔，无数仁人志士，亦对中国满怀热望。在1900年，百年之交，当时清廷已经行将就木，中国即被被瓜分豆剖之际，梁启超尚饱含热情地写下千古名文《少年中国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气度雄伟地规划中国未来，毛泽东敢于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即将出生的婴儿，是喷薄欲出的朝阳。方志敏敢于想象未来“可爱的中国”。
那时候，中国确实有资本想象美好的未来。
在百年来的几次大的国内革命和对外战争中，中国最后胜利，决定权就在于青年。
作为二战时中国最大的对手，日本战死500万，占其总人口的7%，而中国纵使军民死亡3000万，也只占总人口的6%,当时，中国人口结构，30岁以下人口，为70%以上。
充足的青年人口，使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资本，敢于对抗一切势力。孙中山初创共和，毛泽东再造共和，均借重了当时的人口优势。
抗美援朝的胜利，亦得益于中国人口结构，所以敢于打死仗，前赴后继，勇士不绝，推动士气高涨，连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亦不得不折腰，不敢与中国比拼人口消耗。
青年成就革命，绝非虚言。
以本人的罗氏家族为例，本人祖父辈兄弟四人（祖辈女性长辈不可考，暂略），大爷爷在家务农，二爷爷参加红军，大革命时期即做到了连长，最后因为眼睛被打瞎一只而隐居山野，最终逃过国民党追杀，祖父是老三，也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成为当地大队长，四爷爷在武汉经商，一家兄弟四人，两人参加革命，剩下两兄弟，足以给父母养老，以及应付其他家族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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