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对“军工联合体”不断扩张所带来的危险提出警告。“军工联合体”一词立即成为日常用语。当时这位即将卸任的共和党总统说：“每座城市、每个州的议会、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都感受到经济、政治乃至精神等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警惕……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
艾森豪威尔的警告主要是针对五角大楼的庞大势力，和围绕其发展壮大的美国防务公司。如今，他的先见之明在联邦政府庞大的数据分析师阵容和他们雇佣的数百家软件公司身上应验。美国光是用于情报的年支出就达到至少800亿美元，比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防预算还高。
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11年的《美国最高机密》(Top Secret America)报告，每天有85.4万名美国公务员、军方人员和承包商雇员通过安全检查，走进戒备森严的办公室，从事情报工作。其中，高达5.5万人效力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作为窃听中心，国家安全局收集了几十亿通美国国内电话的“元数据”（即关于数据的数据，或描述数据属性的数据——译注）。这些人员多数是数据分析人员，他们遍布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建筑中，隐姓埋名、不懈工作。他们为之效劳的，或许是美国最大的“数据情报联合体”。
这一“联合体”的分析工具和分析能力绝非艾森豪威尔能想到。在他的时代，间谍的手段是窃听个人电话。如今，基于算法的搜索引擎可在一分钟内筛查几十亿条电话记录。但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提出的担忧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他说：“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主动或被动获得的不合理影响力。权力滥用可能出现灾难性的抬头，这一危险不仅目前存在，以后也将持续存在。”
从法律上看，这些数据情报联合体如今受到的约束，远比冷战时期的情报机构严格。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接替艾森豪威尔后，中情局(CIA)开始展现出它近乎荒谬的庞大权力，最著名的一次莫过于在猪湾(Bay of Pigs)惨败之后，企图用一支填充炸弹装置的雪茄烟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联邦调查局(FBI)更过分。偏执到近乎病态的传奇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白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听肯尼迪总统的电话，还曾窃听过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知名人物的电话。与现在那些坐在郊区楼房中的政府办公室里、受到密切监控的电脑狂人相比，CIA和FBI就像是自由杀手。
等到水门事件东窗事发、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辞职，美国国会才在1975年着手限制CIA和FBI被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称为“离群野象”的行为。“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设立的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由丘奇担任主席——译注）举行的听证会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法律，限制了两家机构的活动，并禁止在海外开展暗杀。只有得到法庭庭谕，方可窃听电话。保障公民不受政府无理搜查和扣留的《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也得到修订，以适应电话时代的需要。法律一直沿用下来，直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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