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逻辑的分析者都知道，中国的决策层非常重视就业，这是解开诸多中国宏观政策谜题的一把金钥匙。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推行的“上山下乡”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2000万青年学生的就业问题。再如，2008年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次贷危机的泥沼，无力自救之时，中国没得病却先吃了药，在这时推出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在当下这个时点上对此政策持批评态度者居多，但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状况下作出的，事后看当然有得有失，但在当时如果考虑可能有数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滞留农村或游离于城市，则“四万亿”这类刺激政策的出台并不难理解。
但是，深知这一逻辑的分析者对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会深感困惑。因为，中国的决策层似乎对目前的就业状况无动于衷，大家预期的“刺激性”宏观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天津的调研地点选择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和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与天津大学的大学生座谈。此后，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讨论的也仅仅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以上迹象表明，决策层对目前就业形势的判断是：结构性就业问题，即大学生或者青年就业问题。据此，得出的一个政策推论是，结构性就业问题要由结构性办法来应对，不会在当前推出全面的宏观刺激政策。为何2008年次贷危机后中国决策层会推出全面的刺激政策，而现在只做些结构性的对策安排，难道只是因为新的决策层要布局长远吗？
时移世易，“刺激性”政策顺应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因时而变可能是个好事情。反思“四万亿”政策及其执行效果，看似难以理解的政策决策又具有其合理性。
第一、其他国家的历史教训约束刺激性政策推出的可能性。以周小川和楼继伟等为代表的新一届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层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需要对潜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吸取日本和韩国的教训，靠政策刺激维持的高增长难以持续，往往通过金融或经济危机来强迫实现调整。2008年的次贷危机打破了旧有的全球分工体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总供给冲击，导致原有相当一部分与出口和外需有关的产能过剩，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受损。“四万亿”刺激性政策推出后，国内的通胀水平在经济增速回升后不久即快速上升，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潜在增速下降的事实。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如果出台刺激性政策确实能在短期改善就业和经济增长状况，但其后通胀同样会快速上升。而从中国的过去的经验看，通胀同样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决策层一定会采取严厉货币政策加以应对。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企，房地产价格在高位的现状表明，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系统性风险不是没有可能。理解这一深层次忧虑，就不难理解目前的政策决策。
第二、外需不确定性相对较低减弱刺激性政策推出的必要性。比较而言，中国的决策层对外需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比较担忧，对内需不稳定带来的风险相对比较有把握。目前看，决策层的基本判断是，外需的不确定性相对比较低，局面可控的概率比较高。得出这一判断有两个很重要的依据，一个是美国经济未来走势向好，一个是中国就业对外需的依赖度稳步下降。关于美国经济向好的判断，在此不多论证。大多数分析者不怀疑美国经济在房地产市场企稳后稳步复苏的趋势会持续，而且美国经济的回升对于带动全球经济避免进一步下滑都至关重要。据此，决策层比较有把握认为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会比去年差，要远好于2009年。毕竟当时的出口增速是向下的，而且不知道下降到多少，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而现在出口增速的方向是向上改善的。也可以说，现在的决策层经历过08年次贷危机后的外需下滑，增长了见识，更能够处变不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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