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可以说，中国在1949年后的第二个30年是邓小平的时代。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驶过了一个个险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再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步入深水区，“老虎苍蝇一起打”、“政府自我革命”的历史转折点，重温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智慧是极有裨益的。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体现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个讲话：1978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为一周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为1981年6月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铺垫；1992年的南巡系列讲话，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挽救了彷徨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改革。
其中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就是1980年的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时，中共对文革的系统反思尚未开展，而且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仍然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于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如何修复被文革摧残的国家制度，也成为邓小平复出后面对的核心问题。
80年代政改谈话提及的问题到今日并未过时
在这篇长达13900多字的讲话中，邓小平相当深入、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观，它成为80年代政治改革的指针。
第一，有关党政不分，邓小平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三十多年后，中国的党政不分现象依然严重。2011年9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演讲时就再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在当下尤为紧迫。”
第二，关于党企不分，邓小平提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在90年代就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并让大部分国企改制上市，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事实上，“党管干部”原则始终未从国企退出。不久前爆发的中石油窝案集中体现了党企不分的弊端。如何彻底解决“党企不分”，仍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难题。目前正在推进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是由此延伸而来，同时也是解决党企不分问题的新契机。
第三，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了检验党的领导制度的三个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样的开放思想，在目前的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中，仍然应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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