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岁月里，中国充满动荡和变革。被迫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累计赔款大约1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多年的财政支出，濒临破产。大清王朝的僵化和腐败使之病入膏肓，风雨飘摇。
中国社会充满愤懑，也满怀渴望，对于中国，正像对于欧洲，后来发生的事件将塑造一个新的现代。许多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奔走于国内国外，寻找救国的思想。反对腐朽王朝的口诛笔伐和武力讨伐也已风起云涌。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把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甚至无法解决政府最基本的财政需求。而西方列强在中国只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不关心中国的福祉，对革命党人的成败毫无兴趣。孙中山就职不到一个半月，就不得不把总统之位让给了有枪、有钱又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由他完成迫使末代皇帝溥仪彻底退位的使命。
100年前的8月，当一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时，中国正陷于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向共和的痛苦转型之际。拿到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真正想要的是自己登基做皇帝，但他的称帝之举因遭到举国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时代潮流已不可逆转。
而此刻欧洲战事正酣，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面临日本反对的压力，当局在国内外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摇摆，直到1917年才放弃中立，前后派出14万多中国劳工奔赴英法，许多人未能生还。但他们的付出得到的关注甚少并且很快被遗忘，直到百年后的今年在英国才终于被重新评价，有人在积极推动在伦敦为他们竖立纪念碑。
1918年底盟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民众对被德国占为殖民地的沿海省份山东 – 也即是孔子故乡的回归充满期待，山东和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1919年初中国派出五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据理陈情，然而列强却充耳不闻，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在甲午战争之后割占了中国的台湾省，钓鱼岛也是当时被窃走。记得今年5月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一位美国的军事高官问我，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是那么充满悲情？显然许多美国人读不懂中国，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对中国被殖民和被压迫的痛苦经历缺乏认识。
巴黎传来的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压抑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始于北京大学等十多所学校的示威游行席卷成为全国性的罢学、罢工、罢市浪潮。这场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的革命开启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爱国运动，也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志士仁人开始重新思考，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植根于人民。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它最初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许多中国的优秀青年一样，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帮助被压迫者为主旨的理论——的先行者，他们代表着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的诉求，作为新兴革命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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