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此文为许知远2012年初因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香港版出版所撰写。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与今年一样，当时官方和民间缅怀和纪念邓小平的气氛浓重。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他给时代带来的，什么是时代自身的力量”，在今天尤为值得重温。本文原刊于2012年《亚洲周刊》，FT中文网再次刊发，以飨读者。
倘若这本书早出版3年，它必然引起更一致的赞誉。那时，中国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奥运会，是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的最后希望，媒体上充斥着“中国模式”讨论。这像是对持续了3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最好庆祝，一个74岁的老人则是这一切成就的启动者与建造者。他是这本书的主人公。
在刚刚出版的这本《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中，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相信，邓小平不仅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若论对世界历史的长远影响，也无人匹敌。“谁在20世纪影响了更多的人”，傅高义说，“他让3亿人摆脱了贫困。”
当傅高义这样说时，很多人在倾听。他是东亚历史的权威，也是畅销书作家，能将学术研究与时代情绪结合在一起。1979年，他出版的《日本第一》极大地冲击了美国公众，它是对日本迅速崛起的回应。而这一次，他要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的成功。10年研究，超过900页的作品，也匹配他的传主的历史地位。
它在很多方面都令人赞叹。比起他的前任毛泽东的多姿多彩，邓小平的个人一直隐藏在公众与学者的视野外。这是第一本关于他的详尽传记。同时，它也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做了更了细致的探讨与回顾。当世界惊叹于“中国统治世界”时，却忘记了它有个多么卑微的开始、经历了多么颠簸的道路。
但对于一个严肃的、更了解中国现状的读者来说，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系统性的忽略人权问题是这本书的特征之一”，方励之评论说。在傅高义赞叹经济发展的成功时，却留了很少篇幅给予天安门悲剧、他对异议者的压制，中国仍旧停滞的政治改革。邓小平从未真正觉得，中国可以享受自由、人权、民主这些理念与权益。
同样重要的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他给时代带来的，什么是时代自身的力量。傅高义一厢情愿地把中国成就都归在邓小平的名下。他的那句“他让3亿人摆脱了贫困”自身就存在着逻辑错误。他忘记了，是这3亿人通过劳动与才智让自己摆脱了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让这么多人陷入了困境，而邓小平也是这个压迫性体制的重要缔造者。当他启动经济改革时，一股巨大的能量早已积郁已久，只等喷薄而出。
邓小平的成就在于他响应了这股潮流，而非创造了它。而此刻的中国，邓小平的不彻底改革、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的后遗症日益显著。尤其在过去的3年中，整个中国社会的情绪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官僚系统重新迅速膨胀，它在吞噬掉人们创造出的财富。普遍性道德崩溃，正与1989年的血腥镇压与随之而来的幻灭感直接相关。
可以想见，在短期内，这本书仍很难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2013年1月，中文删节版在大陆出版发行——编者注）。但透过网络与媒体上摘录的零星篇章，它仍可能带来特别的影响。此刻中国，同时发生着对不同政治人物的怀旧潮流。一些人通过缅怀毛泽东来对不公正的现实表示不满。而对于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纷纷重新尊称蒋介石为“蒋公”，赞叹民国风范，是因为这个时代实在太过压制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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