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不均引起很多讨论，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里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其主要的建言，是以“全球”的公权力来对市场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平衡——对顶级富人家庭课以重税。方案之一，是对美国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美金的人启徵边际税率高达80%的所得税。历史上施行过的累进所得税率，在欧美发达国家（直到1970年代）曾经超过90%，而美国针对富人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过96%。然而扼杀性的高税率效果并不如预期，遏制了有效投资、风险承担、创新发明，最终妨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而经济增长受阻，结果穷人的生计并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善。这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可以说是里根、撒切尔代表的保守经济政政策之能勃兴、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市场无误思潮之所以崛起的最大动力。
上述解决方案，要求各国联手稽征高昂的财富累进税，政治上可操作性尤其低。在信息技术时代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畅行无阻，任何经济体想实施不利于资本的税率、利率、汇率、及管制政策，无异为渊驱鱼。过往三十年供应链的全球化整合，无不以资本为引擎，引领着产能、技术、就业、市场的综合能力平衡和再平衡。中国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开放，成果非凡，关键也在于给资本税率和监管松了绑。跨国公司让巨额赢利趴在分支机构的账面上而不挪回总部，原因也在钻税率差异的空子。因此，要“全世界的资产者联合起来”可以说连门都没有。
皮凯蒂的母国法兰西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这里举两个微观层面的例子。社会党人二十余年后重新执政，奥兰特总统把富人的累积税率提高到75%，影视明星大鼻子迪帕蒂立即迁册比利时，随后入籍俄罗斯。这和他自己声称的“俄罗斯是他精神上的祖国，因为他父亲是个老社会主义活动家”没什么关系，只因为俄罗斯的最高税率是13%，远低于任何欧美发达国家。葡萄牙的地产商人拜奥兰特为里斯本最大的财神，他把法国的钱赶到了那里投资置产。目前法国人成了葡萄牙海滨高级住宅的最大买家，紧随其后的有巴西人（同样说葡语）、中国人和英国人。中国人何苦远到葡萄牙买房子？你不妨留心一下。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既然无法落实，看来也就无从被证伪，但是这种吊诡的安全性被一项长程历史的实证研究给颠覆了。美国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的新著“The Sons Also Rise”（似可译作《子孙照样发达》）对“皮凯蒂疗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书名很有趣，是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翻版，在英语里太阳和儿子的发音完全相同。克拉克教授辩解说这书名是编辑给取的，他的前一部名著“A Farewell to Alms”（《永别了，施舍》）也套用了海明威的名作《永别了，武器》，alms(施舍品)和arms（武器）的发音很相近。看了这样的书名，不用猜测你就不难想见书的意图：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后代也将成功，（而不成功人士的后代同样不太可能成功）。
克拉克的分析调用了大量历史旧档和征集了长程历史的实证数据，揭示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social persistence）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常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他试图证明或业已证明的结论，可说是“惊世骇俗”，岂止是“政治上不正确”，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信条也将有颠覆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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