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不止一次说起张岱。
在晚明人物中，张岱不是最杰出的，却可能是最令人感慨的。前半生，他纵情声色，“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
他尽享王朝末世的松弛、颓败与富足。他的精致感受力，令他成为这一时盛景的记录者。那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颓败，在政治的腐朽下，是物质与文化的异常繁盛。
然后，他目睹明朝灭亡、山河破碎，个人生活则陷入极端的落魄，成为新时代的遗民，他在这落魄中顽固地书写历史，他不仅要详尽书写那个消失的前朝，还要探究其衰败的原因。
对他而言，张岱不仅是历史与审美上的个人兴趣，也映射出他这一代香港人的困境。
他出生於上世纪60年代初的香港。他就读的新亚书院正是南下文人钱穆与唐君毅所创办，他们要在中国陷入红色风暴时顽固地保持他们认定的中国传统。这中国情怀塑造了他这样的学生，所以在命运悬而未决的80年代初的香港，他们喊出“民主回归”的口号。在香港人普遍的“主权换治权”的情绪中，他们是一小群异端。
1989年的天安门激起了他热烈的情绪，也令他陷入了深深的幻灭。他们这一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热情，就这样被挫败。之后，他把热情投入香港的民主活动，倘若中国不可改变，那就建设一个理想的香港。
他曾是民主党中的少壮派，也是90年代媒体市场中的未来之星。我十年前认识他时，正是他个人与香港的一个转折时刻。他因对於新闻自由的坚持，与几位同道离开商业电台，也在这一年，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廿三条”。中国的影响正在涌来，香港发现自己仍不能主宰自身的命运。
接下来的十年中，他离开媒体，进入政府，据说曾荫权的竞选口号正是出自他的创意。这既像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政”理想，也象是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官僚”，知识理应塑造权力。不过，他是带着更多的失望离开。他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还发现可能被权力所扭曲。他的导师之一，香港最声誉卓著的政治学者在成为首席的官方智囊后，开始用自己的理论为现实政治辩护，上演了一幕出色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他重操媒体旧业。他与朋友创办了网路媒体。它的形态颇似Huffington Post，内容则紧扣香港正在兴起的政治情绪，以观点与分析为主。它的名字《主场新闻》，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定位，也是对这城市的“主体意识”的回应。
当作家西西在1970年代宣称香港是“我城”时，她试图表明这个因难民而起、以不断移民著称的城市，不再是临时的避难所、一个通往新目的的中转站，而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一批青年人试图创造出一种既非英国、也非中国的文化潮流，尽管它甚是微弱。
比起40年前的“我城”，“主场”是一场更大的潮流。它不仅局限于知识青年中，更进入普通人的意识。这个城市不仅拥有繁荣、自由、安全与便利，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后，人们似乎更加确认了香港的身份。
但这种主体意识却又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倘若“我城”仍能在中英力量的夹缝中成长，“主场”则在单一的中国秩序中求生。这个中国秩序正日益强大、封闭、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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