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手书的“家庭开支统计表”近日整理旧物，在一卷毕业证书奖状中，发现了一张纸，小心展开，竟是父亲的手迹——“家庭开支统计表”。统计表统计了1964年1—6月份的开支，分粮食、荤菜、蔬菜、水电燃料、服装鞋袜、房租、子女教育、文具书报、文娱等20项，涵盖了衣食住行游购乐全部内容，仔细严谨。父亲晚年患有手疾，握笔写字手有点抖，但这纸上的笔迹依然清秀，有点馆阁体的味道。
我的会计师父亲
写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父亲：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私立神州大学银行专修科，他的毕业证书上，红红的印章是校长梁启超的。父亲毕生从事会计专业，先后供职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棉纱交易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常州大成纱厂。他在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服务长达25年，任会计事务部主任，事务所每年接手的一两百宗案件，全部由父亲主办，在业界口碑极佳。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光明磊落，远离权势。当棉纱交易所即将出卖给日本取引所时，科长级以下全部遣散，科长如愿意留下继续服务，可维持原职原薪三年不变。其时抵制日货运动异常高涨，身为会计科长的父亲出于民族义愤，情愿放弃月薪120银元的优厚待遇，忍受失业之痛。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想邀请父亲到宋子文开办的建设银公司任职，允诺父亲可在稽核科长和财务科长两个职位任择一个，并在太平洋西餐社邀父亲参加酒会。父亲考虑自己不适合和官场打交道，饰词谢绝。邻居陆某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苏区急需父亲这样的专家，也曾动员父亲去苏区任职，父亲抛不开大家庭的责任，也是婉拒。解放后，父亲因在大成纱厂业绩卓然而当选为常州市人大代表，当党组织派人动员他入党时，他亦诚恳地表示，因年事已高，不能为党做多少事了，不能成为党的累赘。介绍人最后留给父亲一句话：“党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1964年春节，郊游，我坐最前排从这张统计表看，在所有的开支里，子女教育费始终是开支的大头，最高的2月份，高达97元。1964年，我上二年级，我们家共有五个孩子上学：一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两个小学生，2月是开学的月份，交学杂费应是大头。文具书报在3月和6月最高，想必是每个季度的报刊订阅占了大头。一般来说报纸起码订两份，《解放日报》、《文汇报》或《光明日报》；孩子们每个年龄段的杂志：《中国青年》、《少年文艺》、《儿童时代》肯定少不了。平时我们要买什么书，印象里从来没有被大人拒过。晚饭后我们还会到隔壁小书摊花上一毛钱租来一大堆连环画，晚上大家围坐灯下，做完作业后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似乎也从来没有被父母批评过不务正业。
开心的幼年
我是在父亲58岁那年出生的。我两岁时，父亲退休了，我的童年就在慈父的亲力亲为下幸福地开始了。我的9个哥哥姐姐一直羡慕我的待遇，我的幼儿园生涯短短半年，就因出麻疹而告终。母亲操持家务，父亲为了减轻她的压力，总把最小的女儿尽量带在身边，他上哪，我上哪，把我宠得什么似的。父亲从小喜欢运动，体质特好。所以只要外出，父亲从来就不让我走路，身子往下一蹲，我两条腿熟练地往他肩上一搭就出发了。父亲扛着我走过多少城市多少地儿，以至于我从来觉得自己小时候的视野也是很开阔的，坐得高看得远么。这样的“肩上行”一直持续到我小学一年级春假，在杭州爬玉皇山时，父亲还要扛我，我已知耻，不愿意，父亲扛了一段只得作罢。这样的宠法怪不得有亲戚在背后说：“这个小囡要宠坏了。”幸亏，我还算争气，没给父母脸上抹黑。
1940年，父亲任职于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时携家人所摄，当时我们家的大多数孩子尚未出生父亲进大成纱厂后，先在上海的办事处上班，后来到常州总部。起初，父亲每周穿梭于沪常，周六下班后坐火车回上海家中已是半夜，周一坐早班火车去常州上班，煞是辛苦。于是，一段时间后，父母亲决定合家去常州共同生活。我就成了我家唯一降生在常州的孩子。
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解放初期，知识分子待遇优厚，大成公司的高级职员工作日由公司供餐，每餐开设两桌精致饭菜，到了周末，那些家在上海的同事（除我家，其余人的家眷都留在上海）如不回家，就来我家“蹭饭”。常州地处水乡，河虾特别多，又新鲜又便宜，炒虾仁便成了餐桌上的常菜。
哥哥姐姐们挑自己喜欢的叔叔伯伯认“过房爷”（干爹），还要比谁的“过房爷”最神气，黄伯伯、闵伯伯、陆伯伯……我尚在襁褓之中，就没有我啥事体了。所以，每逢周末，哥哥姐姐们会在大门口恭候，“过房爷”来了，大家欢声笑语热闹一片。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父亲要退休了，好朋友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了谈，“以后退休了，你的收入要少一半，要学会节俭度日。”
“饥饿”的回忆
1958年，我与哥哥姐姐我四岁那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
明明我们家一直是母亲下厨，却也提了满满一篮子的搪瓷缸去食堂蒸中午的饭（晚上吃母亲煮的粥）。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个带盖小搪瓷缸的花纹。食堂就在我去幼儿园的半路上，我最爱看量米的场景，工作人员按照母亲报的量，用大小不一的罐子从桶里勺出米，再用一根尺子般的竹片在罐口上刮一下。小小的我可以看到竹片的另一面有弧度，当它刮过罐口时，里面的米凹了进去。一次我对母亲说：“姆妈，叔叔的尺下面鼓出来的。”那人还瞪了我一眼。
母亲给我的量是4两（16两制），午饭时，她会把4两饭划成两份，让我先吃一份，另一份当下午点心吃。以前，午饭后，母亲常常会往烧水壶里放进一个鸡蛋，水开了，就把蛋取出来给我当下午的点心。当时，父亲买了书场的月票，每天下午我会跟着父亲去书场听书，位子总在第一排中间。记得一部《牡丹亭》一说就要一个月。某天听小姐下楼捡个什么东西的一回，小姐的心理活动，小姐的姿态动作，说书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可一个下午听下来，这小姐还没有从楼上走下来呢，我心里那个急啊。凡这种时候，我就听不下去了，会想起这个鸡蛋，一点点剥开来，小口小口地吃，暗暗地比谁更慢……
终于有一天，母亲说：“今朝姆妈要陪爸爸去医院看病，下午不去听书了，你好好在家里睡觉。”我不太懂，但也会替父亲担心，乖乖地躺到床上去。
过了几天，听母亲和邻居聊天。“徐先生身体好点没？”“看过医生了。医生偷偷对我讲，让我给他蒸饭时加一两米试试。已经吃了几天了，他也不晓得，还对我说，这几天肚子不痛了。”
长大后才知道，父亲那段时间的肚子痛是饿出来的。
我从小就跟父亲睡。有段日子，不论我多早醒来，都不见父亲。我很纳闷。母亲告诉我，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钻火车”了。原来，过了铁路就是郊区了，农民带出来的蔬菜、农副产品在那儿交易，是真正的“黑市”，天一亮就啥也看不见了。如果不幸遇到“城管”，就只能自认倒霉，白花了钱货还被没收了。
但是父亲不和我们说这些，每天凌晨总是风尘仆仆地去钻火车。我们的洗澡盆里养满了螺丝，就是父亲从火车车厢底下钻过去十斤十斤地买来的。一有空，大家就一颗颗地把螺丝屁股剪下来。母亲会用一根大缝衣针把螺丝肉一点点挑出来。
于是我们的餐桌上，经常有红烧螺丝和螺丝肉烧豆腐这两道菜，看我们吃得很香，父母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除了这些，父母亲还买来别人高价出让的熟食券、营养券，千方百计给正长身体的我们保证营养。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有的慢性病患者凭医院证明可以得到这类券，有个邻居是肺结核患者，他去照一下X光，就可以得到一张熟食券，他舍不得吃，就高价出让。
那时，我的二姐去南京上大学了，学校的伙食差，她得了浮肿病。父亲带着我去南京看她。我们住在南京的部队大院，大表哥当时是师级干部。记得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舅妈陪着我们去中山陵、灵谷寺玩。在人家那儿作客，粮食也是一个问题。有一次，大表哥的孩子嘀嘀咕咕担心客人把他们家的粮食吃光了，大舅妈很威严地训了孙子：“姑爹爹来是拿了米来的。”
在南京的城墙上，我遭遇了抢劫。那天出去玩，我手里拿着一块饼，刚吃了一口，突然从旁边窜出一个少年，先在饼上咬了一口，然后一把夺过饼飞奔而去。我吓得哇哇大哭，父亲当时无奈的神情我至今忘不了。
回到老家
记得五岁那年，父亲有事离家几天。母亲对我说：“你乖的话，明天带你去东郊公园玩。”东郊公园离我们家较远，平时不大去的。那天我表现特别好，母亲表扬了我。第二天起床后，我就吵着要去东郊公园，可母亲忙里忙外，上午没空，中午没空，我拉着母亲的衣角跟到东跟到西，母亲安慰我：“快了快了，姆妈做完事体就带你去。”母亲直忙到日头西下，做完晚饭摘下围裙就领我出门，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东郊公园。没有哥哥姐姐一起玩，我在公园进门处的假山洞里钻了几圈，就对母亲说：“里面不要去了，我们回家吧。”这次快速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佩服母亲，长大后还赞美她言而有信。母亲笑眯眯地说：“你爸爸不是说过，答应小孩子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人家曾子还要杀猪呢！”
1962年，我与父亲在上海外滩父亲退休后本想回上海，但由于当时户籍固定了，不能全家回迁上海。户籍警说，如果当年妈妈的户口留在上海，父亲退休后我们全家就可以回沪。尽管大哥一家仍在上海，但对于弟弟妹妹来说，就是旁系了。
江苏的大饥荒比较厉害。父亲厂里的厂长生病买了一只40元钱的鸡吃，受到严厉批评，可见物价之高。为了我们这些孩子，父母在两三年时间里几乎花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弄得很恐慌。1961年，我们举家南迁，回到老家浙江海宁。能叶落归根，父亲很高兴，更高兴的是，海宁的物价比常州低了近一半，记得妈妈常说的是，当时常州的青菜是六毛一斤，海宁是三四毛一斤，由此可见一斑。
祖屋虽然很大，但离县城尚有二十里地，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父亲在县城租房住。房子光线不好，但总算有了栖身之处，吃得还好，大家很高兴。我们人先到达，家俱等一应用品还在路上，由五叔带着两个儿子从水路用船运来。好在夏天，我们可以打地铺。父亲有一个小号（他读书时曾经是校乐团的小号手），搬好家后，他把小号送给小侄子作为留念。没想文革抄家时，这个小号被说成是五叔“纠集反革命武装”的罪证。
好像刚到的第二晚，我们就去海宁剧院看了京剧《武松打虎》。剧场里可以嗑瓜子、喝茶，一根铁丝做成的圆圈插在前排位椅背上的装置里，茶杯就可以放到这个圈里了。黑衣武松身段很好，老虎被制服时剧场一片喝彩声。
回到海宁的那年春节，父亲带着全家去了真正的老家，六叔和小叔也从上海带着堂兄弟姐妹回来了，老家留守的五叔一家忙着接待。
祖屋位于离钱塘江只有一两里地的徐家门堂。当年日寇经常在这一带扫荡，好几次放火烧我家祖屋，幸祖父及时灭火才未被烧毁，我小时候去，大人还领我去看后门被火熏燎过的痕迹。祖父为看守祖上留下来的大宅子，不愿去上海。1939年端午节，祖父在自己家里惨遭日寇杀害。老家也是我们家的伤心地。
我们大多数孩子是第一次回到祖辈居住过的地方。记得男士们是坐小火轮到一个停靠站，再步行几里地；父亲为女眷们租了一艘小小的画舫，虽然慢，但可以直接停靠在祖屋旁的河埠头。有两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也受到优待，坐进了画舫。记得坐久了，男孩子就开始调皮，叉开双腿站在船舱中央晃啊晃，把姑娘们吓得够呛。我还小，不知怕，乐得咯咯笑。
我和小哥哥那一次估计是大家庭最热闹的一次聚会，总共得有二三十人吧。我们祖上三代单传，到父亲这一代一下人丁兴旺，祖父母生了十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有四男一女，再到我们这一辈就成了几十人的大家庭了。
大人们在厅堂粗大的房梁上拴上了粗粗的麻绳，给我们荡起了秋千，小哥哥用长凳排起了长蛇阵，跨起栏来。厅堂里摆了三四张八仙桌，用餐时坐得满满的。
也是那一次，我第一次尝到了爬树的滋味，开心得不得了。
次年暑假我们又回了一次祖屋。父亲带着我们在门前的小河里游泳，老房子里有的是碗口粗一人多高的大门栓，我们每个人起码分到一根，抱着在水里当救生圈，好几次我们把大门栓架在一起，做成大炮，打起了水仗。父亲还抱着我横渡小河，我好佩服他。
我的哥哥姐姐们
1962年，我也成了一名小学生。而我的小姐姐考上了海宁中学，这所省重点中学位于离县城50里地的长安镇，13岁的姐姐成了一名住读生。她入学那天，我们全家坐火车送她去长安镇上学。我们像郊游一样，一帮人簇拥着姐姐来到学校，校园很大，记得园内有一个古墓，据说是三国时期孙权妹妹的墓葬。
把宿舍安顿好，我们和小姐姐告别。没想在火车站等火车时，就见小姐姐哭着跑来了，原来，我们一走，她就去开箱子，横弄竖弄就是开不开锁。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父亲经常要去长安镇看看女儿，毕竟这么小住校不太放心。
再后来，三姐高考失利下乡了，四姐也去海宁中学上高中。家里就变得更冷清了，平时就只有父母亲、小哥哥和我，在八仙桌上吃饭，都可以一人一面了。
1964年，我与父母在杭州六和塔每年的春假，父母都会带我们去杭州玩。如果去一天，经典的线路是，早班火车到杭州城站大概就6点多，坐7路车到灵隐，在山外山餐馆用早餐，一般都吃一种咸菜面，1毛钱1碗，碗老大老大，非常可口。飞来峰是我们最喜欢玩的地方，看看通天洞、找找一线天，是每次都有的游戏。灵隐出来，我们会去玉泉观鱼，随后沿湖边走走，再去爬玉皇山。下山后去虎跑，父亲准备好硬币让我们往一只盛满虎跑泉水的碗里投，看水面高出碗边好几毫米不溢出，虎跑的餐厅还有一道我们最喜欢的天下第一菜——锅巴汤。吃饱喝足咂巴着嘴来到湖滨，我每次都要买几只花花绿绿的竹编小花篮，然后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
1964年的春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我的三哥回家来了。三哥早慧，小小年纪考上北大物理系。发榜时父亲正在常州的办公室里，查看《人民日报》，发现儿子榜上有名，高兴极了。1957年，北大物理系成为反右的重灾区，三哥被打成“右派”，发配去北京的药厂劳动改造。曾看到过三哥给父亲的信：“我们家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上面出现几张枯枝败叶是很正常的……”那段日子，大人的心理煎熬可想而知。
终于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对我说，放学后带你去火车站接你的北京阿哥。
三哥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他打成右派后，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他。这次探亲，三哥还邀我和他睡过一晚，记忆中他半夜三更老在为我盖被子，极轻柔，比妈妈的动作还要仔细。
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去了杭州，在西湖饭店包了两个房间，住了好几天。西湖饭店从民国起就是杭州著名的旅馆。位于湖滨，面向西湖。对客人的服务精致到位，记得早上客人起床后，服务人员马上端来热气腾腾的洗脸水，还把我们的牙杯一字排开，在牙刷上一一挤上牙膏。这个镜头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特别想去帮他一块挤牙膏呢。从饭店出来往左走不远，就是卖王星记扇子和都锦生丝绸的商店，如今那儿已成为湖滨国际名品街了，原来的味道完全没有了。现在杭州火车站对面也有一家西湖饭店，也不知和湖滨的西湖饭店有没有传承关系。
玩归玩，我每天晚上还要做寒假作业，毛笔字也是每天一张，五个字写三行。写了几天后，没词了。恰逢头天晚上下大雨，房间一角的屋顶渗水了，我和四姐合睡一张加铺，早上醒来发现脚那头的被子都有点湿了。三哥提议：“就写 ‘西湖饭店漏’吧！”我得令一挥而就交了差。
三哥带来一只照相机，给我们照了很多相，还特地跑到乡下，去看望小时候照顾他的莲香姐姐，给她们全家也照了很多像。莲香家里很苦，很小被卖给人家做丫头，辗转几处到我家就留了下来，她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娘家究竟在哪里，一直把我家当成她的娘家。长大后我父母给她找了个老实本份人家，备了嫁妆给她出了嫁。莲香育有一子二女，却把三哥看成她的老大，最最牵挂的也是这个老大。
三哥把照片印出来后才发现，光顾着给我们照了，基本没有摄影师本人的照片。
父亲在老家
回老家后，父亲参加政协的活动，发挥余热免费开办会计培训班。培训班利用学校休息日的教室教学，正巧就是我所在一年级的教室。一次周末，我跟父亲去学校，他让我在办公室的小黑板上画画，他去上课。他刚走，我也尾随而至。看着课堂里一屋子的大人，我觉得很好玩，就在门口一点点往中间挪，父亲在讲课，起初没注意，当他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时，才发现我正靠着黑板朝学生做鬼脸，他把我拉到门外，毫不留情地关上了门。我一下子懵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对我凶过。
父亲还在工人俱乐部当过故事员。夏日的晚上，一块草坪上安个大瓦数的灯泡，放上一桌一椅，父亲往上一坐，就开讲了。听故事的人很多，好几次母亲忙完家务也会带我去看热闹，我想看看父亲的台风，可怎么也挤不进去，只能听喇叭里父亲传出来的声音。父亲声音洪亮，讲得绘声绘色，我好自豪！为了讲好故事，父亲特地去买了很多《故事会》、《讲故事》一类的书，讲的是《杨立贝》、《芦荡火种》、《杨乃武和小白菜》等等。我看到这些书上满是条条杠杠，这里划掉一段，那里添上几句，长大后懂了，这是父亲在进行口语化改编啊。
父亲还是我们学习小组的校外辅导员。他和别的辅导员不一样，从来不问我们功课，而是关心有没有运动，需不需要添置运动器械。家长会上提建议，父亲提的也往往是注意学生体质，多添置乒乓球桌、单杠双杠等等。父亲上学时是个体育迷，每天课毕都在踢球、跨栏，参加工作后极其繁忙，没有时间锻炼，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这是不是和他青少年时期的刻苦锻炼有关呢？
我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父亲的同学、同事、朋友中很多人都受到了冲击，经常有消息传来，谁挨批了，谁在扫厕所，甚至谁自杀了。而父亲因离开学习工作之地回老家而躲过一劫。
离开上海后，父亲每隔三四个月都会回上海看看老同学、老同事，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终身。“文革”中学校停课，我又像学龄前一样，跟着父亲去上海。父亲和我提着几个月筹备起来的金鸡牌听装饼干、塑料壶装的食用油（母亲买菜时偷偷向小贩买来粮票、油票攒起来）等等，一家家地去看望落难的亲友。我曾看到父亲最好的朋友顾老伯伯躺在楼梯下一块黑乎乎的三角形空间里，一病不起，声音微弱。我们看望他不久后，他就离世了。他遭难是因抄家时抄出了一块他侄子当年送给他的怀表，表背面刻有：“中正留念”。据说，顾家侄子是台湾空军高官。
这次从上海回来，我意识到，我的童年结束了……
2014年7月30日写于杭州
（徐培武，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1955年生于江苏常州。6岁随父母回到老家浙江海宁。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浙江日报工作至今。责编邮箱：shirley.xue@f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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