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发起了一个中国城市案例研究，希望通过解剖一个城市，来搞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帮助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及治理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这项研究有很多发现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与看法。（可详见作者此前在FT中文网文章《从佛山看中国改革》）
从佛山看条块互动
治理结构有四个方面，也就是“条条”、“块块”、“制度”和“条块系统互动”，从此分析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这会有什么结论？这一中国式“四维治理结构”几千年以来就一直存在，“条条”指中央集权、“块块”指地方自主（也就是山高皇帝远），条块背后是“制度”。很多专家提到中国制度建设还不是很健全，“条条”的中央控制对社会及市场的监管与“块块”的地方、企业、家庭之自主竞争发展既有良性互动也有矛盾。这种四维治理机构一方面构成中国治理系统的抗脆弱性，但另一方面也留下潜在的系统风险。
我们对于“条条”非常熟悉，包括对外关系、党、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中央部门及体系，这些中央集权的功能为整个国家提供发展的大环境。但是在中央调控与监管的大环境及体系之下，也有一个非常重要及特殊的“块块”，即地方实体——这些“块块”之间是竞争性的，不仅在业绩方面竞争，如吸引外商投资、追求GDP增长等，同时也在竞争如何改变制度，即改变游戏规则。在35年前，中国计划经济有很多的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是不适用的。在过去35年里，从特区到各项改革都是突破过去不合理的规则，建立现代更好的竞争规则，也就是今天讲的“法治”。
竞争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不同的层次。产品市场的竞争是最简单的，但是到基础设施和土地市场，就不可避免本土垄断的问题，要形成良性竞争是不太容易的。每个城市相互之间的竞争，甚至每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也就是治理结构之间的竞争。
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上有两个传统的单位，一个是家庭，家庭非常重要，现在讲的以人为本，从就业、教育、家庭理财、住房、环境、医疗等社会服务都跟家庭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市场参与者是企业，以现代法人为概念的企业是中国过去35年中才出现的，企业法人与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合约关系而走到一起为市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企业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背后都有一个市场，如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
过去35年佛山增长的故事就是一个政府如何转变角色促使市场形成的历史。我们发现市场和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产权制度正是将这两面连接的关键。政府的质量决定了产权制度的质量，产权制度的质量又决定了市场的质量。
产权制度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要界定权利与责任，连责任和权利都不清楚，谈什么产权与法治？第二个要素是用来交换这些财产权利的市场平台，这个相对比较容易建立。第三个要素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产权纠纷的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如果不好的话，老百姓不服，个人不服社会就不稳定。西方普通法体系有陪审团制度，但是普通法是几百年形成的，陪审团实际上就是最后让老百姓要服。因为陪审团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听了法官和律师讲完案例及相关法律后，会由他们来决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这就很容易让一般老百姓对判决服气。这三个产权制度的基本要素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制度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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