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韦森教授7月主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备受关注，尤其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争论引发诸多讨论。FT中文网此前也有报道，详见《纪念杨小凯》专题，后续仍将关注，期待推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争鸣。
林毅夫教授在本文中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回顾国企改革、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他指出争论中多数学者搞混了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而他本人和张维迎、杨小凯乃至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他发问：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自身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思想？
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召开的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原定这是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不过，争论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的口舌之争，则应该双方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来给予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这次在复旦的会上由于时间的限制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具体可参见FT中文网徐瑾专栏《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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