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显廷是一位被忘记了的重要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生于宁波，幼时丧父，靠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他中学没有上完就被迫辍学，到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他的老板穆藕初慧眼识英才，资助方显廷读完中学，又出钱送他到美国读书。方显廷先是在纽约大学读本科。读书期间，因为生活拮据，方显廷不得不到处打工，甚至靠教美国大妈们打麻将挣点外快。
1924年，方显廷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何廉。何廉当时正在耶鲁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到何廉的影响，方显廷也到了耶鲁。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方显廷继续追随何廉，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人人知道：“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方显廷发表了一篇题为《统制经济与中国》的论文。他认为，统制经济由来已久，而且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取代“放任经济”。他力主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1936年之后，何廉应邀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了经济部常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务。方显廷也跟着到中央设计局负责调查研究工作。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三年规划，再次提出，中国应该学习的典范是德国和苏联。解放战争期间，方显廷一家穷窘不堪，他为了养活家人，曾同时兼任九份工作。1947年底，方显廷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去国离乡，辗转于曼谷、新加坡等地。
方显廷是一位为人正直的学者，从来不会见风使舵、附炎趋势。他之所以主张“统制经济”，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实就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孙中山说，亚当·斯密曾主张自由竞争，但工业化大生产已经使斯密的主张变得过时了。“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五年计划，在很多方面能看出从孙中山到方显廷这一批学者的影响。1955年，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注意到方显廷在1953年写的一份报告，他对方显廷的研究大为欣赏，因为他相信，方显廷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说明了“政府总是要不可避免地起到领导的作用。”缪尔达尔当然会认同方显廷的观点，他思想进步，热衷于改造社会，是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1968年，缪尔达尔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的戏剧》，探讨如何才能帮助南亚等落后地区的穷人。
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本来是想讨好左、右两个阵营，没想到反而把两位宗师都得罪了。缪尔达尔很快就说，他后悔自己接受了诺贝尔奖。他说这一奖项分明是“政治奖”：“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我们，一位持自由的或激进的政治观点，另一位却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观点，这是为了在政治上以示公正而作的一种平衡。”哈耶克则在获奖致辞里讲到，经济学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搞糟了。”
两位大师谁都不屑于和对方辩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到如今，我们仍然无法澄清发展理念中的错误，而且大部分讨论仍是无的放矢。很多学者热衷于辩论到底应该“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这是经济学里最无聊的话题之一。最极端的“政府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政府失败”。最极端的“市场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市场失败”（但说实在的，我不太能够肯定这一点）。他们辩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当一大盘炒饭端上来之后，到底是应该叫“蛋炒饭”，还是应该叫“饭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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