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带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取胜的喜悦,老布什(George H.W. Bush)来到联合国(UN),宣布美国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新秩序”。

我反对这种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威尔逊乌托邦主义。因此1992年竞选总统时,我呼吁:在没有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停止军事干预;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保障南部边界安全;阻止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向海外。

我们的竞选团队主张实行汉密尔顿主义政策以支持工业,奉行杰弗逊主义外交政策——与所有国家建立和平商贸关系、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而我们被指责为孤立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

我们败选了。但老布什也输了,因为同样主张“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聚集起来的支持者联盟夺去了三分之一,使老布什成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之后在竞选连任中得票率最低的在任总统。

老布什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成绩无法拯救他。1992年的美国正在把目光转向国内,今天也是如此。当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渲染自己处理外交政策的能力时,他应该记住这个教训。

小布什(George W. Bush)从父亲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提出的政策“更低调”。但9/11事件后,小布什的政策出现了一次质的转变:他跑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搞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并宣布美国的目标是“终结全世界的暴政”。美国人对此的反应是,让共和党在2006年丢掉参众两院控制权,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败给民主党。

我们再也承担不起新帝国主义的愚蠢行为。背负着数万亿美元的赤字和不断飙升的国家债务,加上达到领取社会和医疗保险年龄(他们都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人每天新增一万名,如今的美国已开始不堪重负。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译者注:语出《马可福音》)一种《圣经》里所说的“骄傲”(hubris)正主宰着我们的共和国。我们把北约(Nato)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派遣民主的“十字军”去颠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政权,这一切让里根努力的成果付之东流,并迫使俄罗斯政府与中国政府结盟。

目前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已跌入谷底。我们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同盟关系变得紧张。我们惹毛了巴基斯坦。以色列对我们要求它停止扩建定居点的可怜请求不屑一顾。随着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倒台,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在埃及兴起,因此,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也可能在叙利亚复兴。

美国必须从今日的现实出发,制定新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应是昨日的冷战,或是明日的全球民主幻梦。因为,正如我们在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身上看到的:在中东地区,民主就像是公交车,等到了站,就可以离车而去。

我们必须稳扎稳打,重新奉行“美国第一”的原则。我们应该迅速完成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未竟的事业,结束阿富汗战争,关闭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我们应告诉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北约不再接纳新成员。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不值得其冒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应告诉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如果他不侵犯我们的地盘,我们也不侵犯他的地盘。